最近食衛局就禁止售賣電子煙進行立法工作，足證政府在反吸煙的運動上決心日增，再度引來反煙草團體倡議加稅一倍，由現時每包香煙含稅38元，增至76元，使每包香煙的價格增至100元，以逼使煙民放棄惡習。
筆者絕對支持以經濟誘因改變市民的行為，透過加稅提升物價，以減少某種商品或服務的需求量，或改變某種影響社會的行為，以達致更好的社會效益。例如開徵膠袋稅，便成功改變市民濫用背心膠袋的習慣，對推動環保大有好處，因而值得支持。然而，當加稅已經無法達致改變行為的目的，政府繼續勉強推行，就是不利社會和針對問題的一大惡法。
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數字顯示，過往政府大幅增加煙草稅的決定，對於減少煙民人口影響實在有限。例如2009年政府提升煙草稅率至50%，隔年的煙民人數只是輕微下滑1%；及後11年和14年政府兩度增加煙草稅率，煙民人口依然保持平穩，目前仍有超過10%市民有吸煙習慣。
雖然，政府強調自1982年進行有關紀錄以來，吸煙人口已經大幅減少，由當年的23.3%，減至今天約10%。不過，真正大幅減少煙民人口的時期，是8、90年代，是時煙民下滑的比例接近一半。相反，由2000年至今，即使政府大幅加稅，煙民人口只是減少不足2%。
換言之，加稅對改變煙民行為作用不足為道，而真正影響煙民，是政府進行教育及宣傳，利用不同媒介和平台宣揚吸煙有害的訊息，加上在政策上採取不友善態度，例如禁止在部分地方如電梯吸煙，才能收到明顯的效果。即是說，真正有效的反吸煙政策，在於資訊及法律，而非經濟誘因。
參考英國的經驗，1980年代初期煙民人口頗多，佔35%，至近年已減少逾半。然而，真正改變英國煙民的行為，不是高達80%的煙草稅，而是推行法例，阻嚇煙民的習慣，例如禁止在室內吸煙、禁止家長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吸煙等，令煙民人口持續減少。
筆者認為，經濟因素無法扭轉煙民行為的原因有三。一，吸煙是上癮的行為，即使價格高昂，煙民最多只會減少吸食量，而不會放棄這個行之已久的習慣。即如吸食毒品的價格同樣不菲，但是癮君子依然會不惜代價購買毒品；二，以提升香煙價格打擊煙民，是一種負面、消極的宣傳，部分有逆反心理的煙民更加不會放棄此等行為；三，雖然香煙售價提升，煙民仍可從其他途徑買入相對廉宜的煙草，甚至走私香煙，令煙草稅毫無用武之地。
既然政府希望加大力度反煙，將吸煙人口減至最低，就更加不要妄用加稅作為主要的手段。事實上，大張旗鼓針對吸煙問題從來不具道德力量，因為如果認為吸煙害人，那麼同樣有害身體的酒稅，何以政府又不作調整?當部分西方國家意識高糖飲食對身體遺害極大，紛紛開徵肥胖稅，何以政府又不緊跟腳步?
筆者不是支持煙民或鼓勵吸煙，但如果政府只會加稅，卻又不能對症下藥，那麼就是整體社會的損失。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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