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是勞動節,多個勞工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改善勞工權益,如統一勞工及公眾假期至17天、最低工資由兩年檢討一次改為「一年一檢」。可是,雖然全港僱員超過三百萬,勞工團體的會員亦數以萬計,但幾場遊行的參與人數也不過一萬左右。
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勞工團體的動員能力,而是勞工作為社會的重要持份者,其權益福利、甚至勞動價值都每況愈下,勞工及代表勞工的團體在應對社會變化的無力感愈見突出。以最低工資為例,雖然最新數字調整至每小時37.5元,使時薪在2011年正式實施有關政策以來累積33.9%的升幅,令基層僱員在帳面上有所受惠,但是,考慮同期通脹亦高達27%,加上本身最低工資的起點(每小時28元)偏低,實質上打工仔女的工資增長不大,生活依然極為艱難。
進入全球化及高度資本主義的年代,不但基層打工仔女面對生活問題,往日代表手執「好工入場券」的大學畢業生,前景一樣堪虞。由於大學生在市場供過於求,其起薪點必然不高,而往後工資升幅亦相對緩慢。根據民間組織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的研究,1997年的大學畢業生起薪中位數約$15,000,而2017年的中位數只有$14,300,即是現今大學生的工資待遇較二十年前更差。這一群既不能受惠於絕大部分政府福利,又無望置業享受生活的夾心階層,其生活質素和壓力可能比不少基層打工仔女更差。
而令人更加絕望的是,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一日千里,機械人取代人力資源只是時間問題。繼早前有新聞指出2025年起將有一半職位,如客戶服務、保安等面臨全面淘汰,近來有學者更加提出連部分收入好、地位高的專業行業,如醫生、律師、會計師等,也會遭到取代,意味著即使是社會頂尖精英也好,也難逃勞動價值和尊嚴受到嚴峻挑戰的一劫。
當社會精英在未來也要苦於失業的問題,無怪乎勞工團體提倡的權益訴求,通通石沉大海。百多年前各國政府致力為人民提供教育、醫療、房屋等福利,目的就是為市場輸送健全而有為的勞工,使經濟有效率地運作和發展。當勞工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必須品」,勞工的價值便蕩然無存,政府甚至沒有必要付出大量資源為民眾提供基本生活福利。推而論之,勞工福利自然不會是政府的考慮重點。
普遍學者認為,絕大部分勞工的確沒有未來,唯有力爭上游,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領先者,掌握尖端的技術,才可避免淘汰。筆者則認為,這種想法未免過份樂觀,因為在人工智能發展愈趨成熟下,人類已被機器戰勝,勞動的價值只會每況愈下。何況,能夠突圍而出,在人工智能普及的世代仍然可以屹立不倒的,只是極少數的幸運兒,絕大部分勞工的前景依然悲慘。
當勞工沒有出路,代表勞工的團體也沒有出路。無力感愈來愈強,願意捍衛勞工權益的人便愈少。對政府施加的壓力愈低,改善勞工待遇的訴求便遙遙無期。或者,我們應該換個角度思考,仍然可以掛著「勞工」的身份,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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