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成為最新的政治風波，假如行政立法機關無力改變現有局面，不但會影響未來兩場選舉的走勢，更有可能重燃梁振英社會嚴重對立的局面。
讓我們先回顧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風暴。首先，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為條例開展修訂工作。根據慣例，法案委員會需要選出主席，才能進入議程，而主持這項程序的責任則會交由資歷最長的議員負責，即民主黨涂謹申。由於民主黨是反對修訂，所以涂謹申刻意「拉布」，兩次開會都未能選出委員會主席，因而引起建制派不滿，並在內務委員會發出指令，由第二資深議員石禮謙主持會議，因而發生「雙胞鬧劇」。
由於雙方各執一詞，演化成議會衝突及肢體碰撞，雙方各有議員受傷，而會議亦未能進行。建制派指責反對派破壞議會秩序和尊嚴，反對派又認為建制派不遵守委員會結果，雙方爭拗不斷。為了鼓動民意，雙方都埋設街站，宣傳條例及收集支持。
由於議會對敵狀態太過震撼，部分傳媒又從旁煽風點火，令公眾的焦點放在議會鬥爭，而不是條例內容和如何推動立法。
說穿了，現時的政治困局，是由於雙方的互不信任。以中央政府為首的建制派，認為反對派的行為是受到其金主美國的指使，利用香港作為中美角力的小擂台；反對派則認為，條例存在大量灰色地帶，加上對內地司法制度缺乏信心，所以極為抗拒。當這種分歧愈來愈大，而雙方也不打算作半步退讓，其結果必然是一個死結。
事實上，雙方互不信任早已不是秘密，過往多次的政治爭端，同樣源自不信任問題。以普選為例，建制陣營擔心政制過分開放，反對派勢力一發不可收拾，不利維持中央政府對特區的管治；反對陣營則會覺得中央政府在民主化上沒有誠意，根本不會給予港人普選。這種互相保留的心態，令香港錯過一次又一次民主進程突破的機會。
雖然雙方知道必須化解矛盾，香港政治局勢才會有所轉機，不過雙方都明白，妥協的代價太大，萬一錯走一步，便會萬劫不復。對中央政府而言，隨意退讓只會削弱管治威信，亦有可能擴大歐美集團在香港的影響力，不利管治形勢；對反對派而言，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只會遭到同道的圍剿，隨時關係到一黨之興衰。因此，要雙方讓步，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既然雙方沒有建立互信的空間，作為執掌政權的一方，更要果斷行事，積極推動符合整體社會利益之事。反正，既然建制提出的，反對派必定加以阻撓，亦難以與之合作，不如堅定決心，切實執行既有計劃。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香港的問題「該軟的更軟，該硬的更硬」。如果中央及特區政府認定修訂逃犯條例是不容退讓的底線，那就更加貫徹執行，並在成功立法後，以時間和實例證明反對派今時今日的質疑和顧慮是多餘！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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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是勞動節，多個勞工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改善勞工權益，如統一勞工及公眾假期至17天、最低工資由兩年檢討一次改為「一年一檢」。可是，雖然全港僱員超過三百萬，勞工團體的會員亦數以萬計，但幾場遊行的參與人數也不過一萬左右。
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勞工團體的動員能力，而是勞工作為社會的重要持份者，其權益福利、甚至勞動價值都每況愈下，勞工及代表勞工的團體在應對社會變化的無力感愈見突出。以最低工資為例，雖然最新數字調整至每小時37.5元，使時薪在2011年正式實施有關政策以來累積33.9%的升幅，令基層僱員在帳面上有所受惠，但是，考慮同期通脹亦高達27%，加上本身最低工資的起點(每小時28元)偏低，實質上打工仔女的工資增長不大，生活依然極為艱難。
進入全球化及高度資本主義的年代，不但基層打工仔女面對生活問題，往日代表手執「好工入場券」的大學畢業生，前景一樣堪虞。由於大學生在市場供過於求，其起薪點必然不高，而往後工資升幅亦相對緩慢。根據民間組織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的研究，1997年的大學畢業生起薪中位數約$15,000，而2017年的中位數只有$14,300，即是現今大學生的工資待遇較二十年前更差。這一群既不能受惠於絕大部分政府福利，又無望置業享受生活的夾心階層，其生活質素和壓力可能比不少基層打工仔女更差。
而令人更加絕望的是，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一日千里，機械人取代人力資源只是時間問題。繼早前有新聞指出2025年起將有一半職位，如客戶服務、保安等面臨全面淘汰，近來有學者更加提出連部分收入好、地位高的專業行業，如醫生、律師、會計師等，也會遭到取代，意味著即使是社會頂尖精英也好，也難逃勞動價值和尊嚴受到嚴峻挑戰的一劫。
當社會精英在未來也要苦於失業的問題，無怪乎勞工團體提倡的權益訴求，通通石沉大海。百多年前各國政府致力為人民提供教育、醫療、房屋等福利，目的就是為市場輸送健全而有為的勞工，使經濟有效率地運作和發展。當勞工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必須品」，勞工的價值便蕩然無存，政府甚至沒有必要付出大量資源為民眾提供基本生活福利。推而論之，勞工福利自然不會是政府的考慮重點。
普遍學者認為，絕大部分勞工的確沒有未來，唯有力爭上游，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領先者，掌握尖端的技術，才可避免淘汰。筆者則認為，這種想法未免過份樂觀，因為在人工智能發展愈趨成熟下，人類已被機器戰勝，勞動的價值只會每況愈下。何況，能夠突圍而出，在人工智能普及的世代仍然可以屹立不倒的，只是極少數的幸運兒，絕大部分勞工的前景依然悲慘。
當勞工沒有出路，代表勞工的團體也沒有出路。無力感愈來愈強，願意捍衛勞工權益的人便愈少。對政府施加的壓力愈低，改善勞工待遇的訴求便遙遙無期。或者，我們應該換個角度思考，仍然可以掛著「勞工」的身份，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