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制度是古代王朝為出家僧侶而設特別優待政策。由於出家人是不事生產，專心求法，為了體諒他們無法納稅的處境以及方便政府管理，政府會向合法登記的僧侶發出「度牒」，憑「度牒」者便可以合法免交任何稅項及服役。
到唐朝中葉，由於爆發安史之亂後，出現地方割據勢力，唐室收入大減，為了開源解決財政問題，當時的官員便想出一個餿主意，就是販賣「度牒」，即使是平民百姓，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錢，便可以合法領取「度牒」，終身免於納稅。固然，一時之間，大量富有人家搶購「度牒」，使唐室得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是，長遠而言，可徵稅人口大減，未來財政壓力更加巨大。這種為了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需要的政治決定，猶如慢性自殺，使唐朝步入末路。
同樣地，香港都出現慢性自殺的危機。為了一時的穩定和諧，造成長期的政府弱勢和民怨沸騰，對管治極為不利，而一切便要從回歸講起。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和平回歸，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回歸初期的主要任務。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在香港找到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才能實現目標。可是，回歸前夕(乃至回歸後廿二年來)，支持愛國愛港的群眾基礎仍屬薄弱，不少市民依然抱著戀殖或是仇共的心態。因此，在構建特區政府的執政班底時，可以看出其思路是盡量向中間溫和人士靠攏，例如商人及公務員，將其納入建制的骨幹部分，以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所以，回歸初期，既有董建華出任特首，亦有大量精英公務員擔任司局級職位；在立法會的層面，既有傳統愛國愛港政黨如工聯會、民建聯作為支柱，亦有親商界如自由黨、經民聯或部分獨立人士組成類似政治聯盟。這種情況，基本上在往後幾屆政府一直維持。雖然建制並非社會意見的主流，但圍繞愛國愛港人士、商人及公務員為主軸建立的建制陣營，至少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
問題是，這種多元的政治勢力，其合作方或和團結性向來備受質疑。主要原因，是彼此理念分歧過大，尤其在民生議題上不易取得共識，例如公務員團隊與政黨便經常就交通、醫療、教育、房屋等問題上不能充分合作，前者認為後者不切實際、後者則覺得前者敷衍塞責；在勞資問題上，工聯會與自由黨、經民聯基本上是誓不兩立。因此，除了大是大非的議題，例如政改，建制可以一致對外以外，沒有任何議題能夠促成三大單位的合作和協調。
然而，建制作為一大政治陣營，卻舉步維艱的主因，是由於商人實力雄厚、地位超然，有較大能力影響政策制定和發展方向，變相政策嚴重向商界利益傾斜。以房屋問題為例，地產企業必然不希望政府積極有為、開拓土地，只有單位嚴重短缺，樓價日益高漲，才能滿足地產界別的利益。因此，當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希望透過填海增加可開發土地時，不難發現反對聲音與反對派同樣浩大的，便是來自商界的朋友。
由於政府長期處於弱勢，若要維持有效的執政基礎和地位，必然高度重視陣營內各大單位，特別是最有影響力的單位，即商界的意見，從而使資源分配失衡。不過，後果是一般市民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生活質素日趨下降，而民怨則逐漸增加。當民間反對聲音坐大，建制的實力便進一步受到削弱，而政府便更加弱勢，對陣營各大單位的依賴便愈大。當商界知道手執豐厚的政治籌碼，其「真性情」便會發揮得淋漓盡致，肆意「扭計」，使政府難以管治，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在上月逃犯條例修訂進入審議階段時，率先「跳船」的，就是以自由黨和田北辰為首的商界朋友；當暴動愈演愈烈，火上加油、向特首和行會成員連珠發砲的，便是田北俊。商界一次又一次出賣建制陣營，正是政府過分依賴商界的後果。當商界知道背棄建制的利益較與建制同一陣線為大，作為最擅於計算利益的群體，自然知道如何作出決定。
要解救香港的政治困局，便要扭轉政府的弱勢，添加新的政治元素進入建制陣營，減少對商界的依賴，從而避免現時失衡的資源分配。當政策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溫和、理性的聲音自然站在建制一邊，其管治效能便不可同日而語。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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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修訂演變成回歸後史上最大型最具破壞力的政治動盪，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除了是暴徒行為愈趨激進外，還有為數不少只有十多歲的中學生參與是次行動，使社會不禁反思為何出現這個現象。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及部分人士認為責任在於通識教育。他們認為，課程設計及內容令學生接觸政治事件，培養政治意識，加上部分教師授課偏頗，刻意引導學生接受激進思想，造成今時今日學生上街抗爭的局面。
筆者絕不反對修讀通識科的學生較舊制學生更加關心社會時事，也不反對部分教師教學方法偏頗，導致學生趨向激進，惟恐怕不是唯一原因。
事實上，愈來愈多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現象，早於09年的高鐵事件已經萌芽，直至14年佔領運動，學生都是其中一股力量，而其時通識教育尚未開展或只是處於初始階段。
縱觀各大評論分析，筆者發現較少探討家長的影響。無疑，教師、朋輩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但家長在思想形塑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力量。
此輩學生，大約15、6歲，即是其家長大多處於40-50歲的年紀。按年代劃分，就是60年代末至70後，甚至有少量是80年代初。這一代的人，有著幾個重要特徵。第一，由於九年免費教育的落實，普遍教育程度較高，至少比上一代的人高。
第二，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值香港發展最輝煌、港人身份最有自信的年代，對港英政府的認同感較為強烈。
第三，他們成長的年代，便是回歸前政治氣氛最為不安的年代，既經歷中英談判，又見過89民運，對國家的歸屬感一般較低。
第四，由於回歸後香港發展停滯不前，使這代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較不認同。
因此，不少60、70後可被視為民主自由思想的支持者，或是戀英戀殖的人，對特區政府和國家不抱好感。這種思想，更加會在日常的教育及交流中感染子女，使參與社會運動、反抗政府的意識早早植根在子女的腦袋裡。在社交媒體的催谷、劣質傳媒和反對派政客煽動下，更加容易誤入歧途，走向極端，參與暴動。
筆者大膽推測，由於下一代的中學生將是8，90後的子女，而8，90後的反政府意識更加強烈和尖銳，加上部分人士曾經參與過大大小小的社會抗爭行動，未來踏入壯年的他們，會較6，70後更著力影響子女的政治思想，甚至會一起參與極端和暴力的違法行動，香港未來的穩定和安寧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筆者認為，是次暴動相對於以往任何一場社會運動可怕的地方，在於「五無」，分別是無結構、無策略、無底線、無道德和無承擔。
過往的社會運動，最少都有一個人或組織擔任領袖的角色。假如運動有聲有色，政府不得不與群眾對話協商，至少都有群眾代表作為對象。反之，是次暴動在開始階段已經大肆宣揚「無大台」，即沒有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一個沒有明顯架構的群眾運動裡，即使政府有意與示威者溝通，也難以找到合適的對象，化解矛盾，令暴亂行為無休無止。
由於缺乏明顯的組織架構，所以可以輕易看出暴徒其實沒有清晰的抗爭的策略和方向。表面上，他們聲稱行為是要增加管治成本，逼使林鄭月娥讓步。然而，不論攻擊警察還是闖入立法會，都無助達到暴徒的目的，反而令政府為免鼓勵未來再有同類事件發生而更難妥協，而公眾甚至是部分反修例陣營人士亦對這類行為感到厭惡。
抗爭策略似有還無，更多暴徒選擇的做法，不過流於發泄，例如攻擊警察、包圍政府機關、甚至是破壞立法會等，都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作用，甚至令矛盾更加僵持不下。可是，暴徒卻沒有設下「退場機制」，即是當行動升級而政府不作回應時，應如何面對，只是一路提升行動的激進程度，超越社會和法律底線也在所不惜。
因此，他們不但採取暴力，闖入立法會和政府機關，更加使用語言暴力和心理壓力，向警方及支持修例陣營人士肆意攻擊和侮辱。網上流傳警員及其家屬的私人資料以及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住址等，都反映事情進入失控的階段，甚至「對人不對事」，以打壓與自己迴異的聲音為樂，全無道德可言。
雖然暴徒明知行為未必得到認同，但是他們從來不打算承擔任何責任，從他們一直帶著口罩行動便可見一斑。直到目前為止，他們依然呼叫「收回暴動定性」及「特赦所有被拘捕人士」的口號，亦可清楚看出他們並不認為行動有錯。他們甚至諉過於人，將暴動的責任扭曲成「官逼民反」，試圖將亂局推卸在林鄭政府和警隊身上。
暴徒聲稱行動是為法治、自由和人權而戰，而偏偏他們的行為，就是破壞法治、自由和人權，而且理直氣壯，毫不退讓。筆者相信，這場暴亂只會堅定暴徒反抗的決心，未來在政治和民生議題上更加寸步不讓，激烈對抗。假如特區政府再次向暴徒屈服，過份寬容縱容，未來香港將會承受更大的政治和社會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