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制度是古代王朝為出家僧侶而設特別優待政策。由於出家人是不事生產，專心求法，為了體諒他們無法納稅的處境以及方便政府管理，政府會向合法登記的僧侶發出「度牒」，憑「度牒」者便可以合法免交任何稅項及服役。
到唐朝中葉，由於爆發安史之亂後，出現地方割據勢力，唐室收入大減，為了開源解決財政問題，當時的官員便想出一個餿主意，就是販賣「度牒」，即使是平民百姓，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錢，便可以合法領取「度牒」，終身免於納稅。固然，一時之間，大量富有人家搶購「度牒」，使唐室得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是，長遠而言，可徵稅人口大減，未來財政壓力更加巨大。這種為了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需要的政治決定，猶如慢性自殺，使唐朝步入末路。
同樣地，香港都出現慢性自殺的危機。為了一時的穩定和諧，造成長期的政府弱勢和民怨沸騰，對管治極為不利，而一切便要從回歸講起。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和平回歸，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回歸初期的主要任務。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在香港找到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才能實現目標。可是，回歸前夕(乃至回歸後廿二年來)，支持愛國愛港的群眾基礎仍屬薄弱，不少市民依然抱著戀殖或是仇共的心態。因此，在構建特區政府的執政班底時，可以看出其思路是盡量向中間溫和人士靠攏，例如商人及公務員，將其納入建制的骨幹部分，以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所以，回歸初期，既有董建華出任特首，亦有大量精英公務員擔任司局級職位；在立法會的層面，既有傳統愛國愛港政黨如工聯會、民建聯作為支柱，亦有親商界如自由黨、經民聯或部分獨立人士組成類似政治聯盟。這種情況，基本上在往後幾屆政府一直維持。雖然建制並非社會意見的主流，但圍繞愛國愛港人士、商人及公務員為主軸建立的建制陣營，至少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
問題是，這種多元的政治勢力，其合作方或和團結性向來備受質疑。主要原因，是彼此理念分歧過大，尤其在民生議題上不易取得共識，例如公務員團隊與政黨便經常就交通、醫療、教育、房屋等問題上不能充分合作，前者認為後者不切實際、後者則覺得前者敷衍塞責；在勞資問題上，工聯會與自由黨、經民聯基本上是誓不兩立。因此，除了大是大非的議題，例如政改，建制可以一致對外以外，沒有任何議題能夠促成三大單位的合作和協調。
然而，建制作為一大政治陣營，卻舉步維艱的主因，是由於商人實力雄厚、地位超然，有較大能力影響政策制定和發展方向，變相政策嚴重向商界利益傾斜。以房屋問題為例，地產企業必然不希望政府積極有為、開拓土地，只有單位嚴重短缺，樓價日益高漲，才能滿足地產界別的利益。因此，當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希望透過填海增加可開發土地時，不難發現反對聲音與反對派同樣浩大的，便是來自商界的朋友。
由於政府長期處於弱勢，若要維持有效的執政基礎和地位，必然高度重視陣營內各大單位，特別是最有影響力的單位，即商界的意見，從而使資源分配失衡。不過，後果是一般市民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生活質素日趨下降，而民怨則逐漸增加。當民間反對聲音坐大，建制的實力便進一步受到削弱，而政府便更加弱勢，對陣營各大單位的依賴便愈大。當商界知道手執豐厚的政治籌碼，其「真性情」便會發揮得淋漓盡致，肆意「扭計」，使政府難以管治，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在上月逃犯條例修訂進入審議階段時，率先「跳船」的，就是以自由黨和田北辰為首的商界朋友；當暴動愈演愈烈，火上加油、向特首和行會成員連珠發砲的，便是田北俊。商界一次又一次出賣建制陣營，正是政府過分依賴商界的後果。當商界知道背棄建制的利益較與建制同一陣線為大，作為最擅於計算利益的群體，自然知道如何作出決定。
要解救香港的政治困局，便要扭轉政府的弱勢，添加新的政治元素進入建制陣營，減少對商界的依賴，從而避免現時失衡的資源分配。當政策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溫和、理性的聲音自然站在建制一邊，其管治效能便不可同日而語。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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