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選舉主任DQ參加區議會選舉的黃之鋒，這個結果並不出乎意外。政界本來估計要DQ更多本土派候選人，如今只DQ黃之鋒一個，比想像中為少。
選舉主任在解釋黃之鋒被DQ的理據時指出，在黃之鋒的回覆中，黃沒有直接回答是否仍然提倡和支持「民主自決」作為前途的選項，顯然不會有意圖擁護《基本法》。而黃之鋒就指政府作政治篩選，剝奪他的參選權利。兩者涉及不少法律爭拗，相信最後要由法庭解決。
這裏先不談法律，主要談政治。特區政府講法律之餘，當然也講政治，其實黃之鋒何嘗不講政治呢？他跑到美國國會，要求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制裁香港，這不是政治是什麼? 在一場膠著的示威浪潮中，黃之鋒要求一個外國介入香港的事務，並要美國為他參選掃清障礙，聲言他已把18個選舉主任的名單提交美國，若選舉主任DQ他們，就叫美國制裁選舉主任，這不是借外國去恐嚇選舉主任嗎？
香港的政治紛爭，過去10年經過多重質變。以前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之爭，由於當時的泛民是真正的「和理非」，所以是君子之爭。但自從激進民主派冒起後，政治開始變質。到2012年本土派冒起，說穿了就是獨派，他們行動激進，快速搶奪了民主派對香港群眾運動的領導權。香港的社會運動，就以自決之名，蛻變成一場獨立運動。
由於打正旗號搞獨立運動，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叛離」罪行。本土派就把港獨訴求包裝成自決，話《基本法》只規定香港制度至2047年，之後可以民主自決，當中包括獨立的選項，借此規避刑責。所謂自決的主張，就是港獨的一個變奏。他們在宣傳上鼓吹香港人可以自由決定，也符合年青人熱愛自由的特性，很易大行其道。港獨思想，在網上匯集成洶湧暗流。
所以黃之鋒DQ事件，表面看是一場選舉的糾紛，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背後是名為自決、實為港獨的巨大議題。而本土派尋求美國支持攻擊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就把事情進一步複雜化。特區政府面對這種局面，其實選擇不多。要麼全線退讓，要麼硬打一仗。
美國支持所有敵對國家的少數族群獨立建國，為的是打散對手的實力，一個國家大片土地和人民分裂出去後，實力自然大減。美國最經典的「成就」，就是由1989年開始，支持大量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立，令整個東歐鐵幕土崩瓦解，徹底壓制俄羅斯。
美國反對所有同盟國家的少數族裔獨立建國，為的是保存自己友的實力，例如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其領袖最近遭西班牙判刑判9至13年，加泰羅尼亞因而出現暴力示威，西班牙政府強力鎮壓，美國不吭一聲。當然也不會通過一條《西班牙人權民主法》，去制裁西班牙了。
這就是雙重標準。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美國自然支持中國境內各種獨立運動，無論港獨、台獨、彊獨、藏獨全部都支持，最好搞到中國四分五裂，饑民遍野。
搞獨立運動，不是請客吃飯，是毁滅性的對決。香港只有1106平方公里的小地方，要從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獨立出去，可能嗎? 政客販賣理想，要上位奪權，自然要落一定的注碼，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領袖的下場，已經有辦你睇。我們一介蟻民，就不要跟住人家去癲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