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香港與內地不同的建築開發特質

博客文章

香港與內地不同的建築開發特質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香港與內地不同的建築開發特質

2019年11月08日 07:16 最後更新:07:20


 
筆者因工作和專業交流活動關係經常往返內地,眼看國內城市的快速發展,對比香港近年發展的遲緩,形成強列對比,身為香港建設專業人士,感覺也不太好受。香港成熟的制度一直是國內參考的對象,而很多國內成功的項目案例和基建開發案例,不少都有些香港模式的影子。但國內實行社會制度為基礎的方針跟香港純市場經濟,得出來的差異雷同影響了一個城市/地區的發展。這是一門既專業又是社會科學的議題,筆者藉此機會分享下本人的觀察,希望讀者而一個平常心去理解,多作交流。
 
觀察一 - 政府操作方式不同
香港長久的小政府政策讓專業人士有較大的自由度去發揮,這種情況體現於城市上有大大小小的專業事務所,各自尋找自己的營運模式和創作方針。香港政府的少幹預政策,讓企業很多時候都不會和不能依賴政府的幫助。這跟國內大部份工作由政府內部組織好發出來的方式很不同。內地政府力量很大,發出來的檔例如規劃性檔或法例等基本上就是定局。反觀香港小政府每件事情都有機會受到挑戰,令法例難以通過。例如香港的建築物條例是上世紀60年代的產物,這些年來主要是小修小補,以及由政府以不影響法例原則下發出一些作業守則和作業備考方式應對市場的變化。這種情況,本地業界時常批評政府做事不積極,欠缺遠見。一些對城市發展有利的事情,內地政府比較容易推動達到,在香港就變得很難很慢。
 
觀察二 - 香港的專業自主跟國內的綜合思維
香港一直崇尚西方的獨立和個人主義,當這方面反映在專業操作時,就成為各專業人士一直提倡的專業自主,強調不受政府意見影響。而甲專業和乙專業等也通常為一些專業或社會議題各自表跡,互不從屬。這方面有利於產生一些有特色的設計師或設計公司,同時也容易細分出形形式式的新專業和工程顧問。不利之處就是如果專業分得太散,從項目管理角道,不同專業之間就容易發生工作不協調的情況。反觀國內普遍強調集體思想,當一個項目立項後,政府機關,甲方,設計院等大致上都有比較一致的思想,尤其是設計院內部,通常專業層面不會分得太細,而一間設計院很多時會包辦建築,結構,機電等的工作,有別於香港為每一種專業服務安排不同設計公司的做法。當團隊有比較好的綜合思維,肯定對推進事情有幫助。故此,在香港成為有關專業的聯合組織是十分重要的,不論推動城市發展還是自身的專業發展。
 
觀察三 - 市場經濟的性質和深度
香港標榜市場經濟為方針,經濟為外向型,所有項目尤其是房地產型項目都是以評估市場需求定出供應量和設計方向等主要參數。由於香港房地產價格很高,承擔不起市場不會接受的產品,所以很少公司或機構會用自己的項目來採納稀有的概念,使本地的住宅項目功能和外觀上大多都差不多,受聘於業主,局限了建築師的創意。另一邊箱,國內奉行特色社會主義,在不違背國家整體制度內有不少地方採用市場經濟運行的模式。在這種有條件的市場經濟下的房地產產品在外觀和內涵都多少有些香港的味道,但由於市場經濟模式是國家給予的,亦即由上而下,這令國內很多城市都一樣為了跟從國家發展而走同一個方向,同一種規劃,以致同一類設計,建築師的創意也同樣受到限制,尤其是某些房地產企業的老闆要求設計單位採用高週轉的開發模式時,設計的自主性更底。香港與內地都因不同程度的市場因素影響了建築師創意空間的界線,不過這情況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只是程度多少而已。
 
筆者認為,國內採納的特色社會主義再加上地域幅員廣大,是有利設計師更多的空間去發揮創意,例如有多些機會去關注項目的所在的地域性和風土人情。故此筆者一直鼓勵內自五湖四海的設計師多走進內地,瞭解當地文化。同一時間,香港過往殖民地遺留下來的西方色彩在回歸廿年後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中很關鍵的資本主義,司法獨立等因素令香港在建築設計,項目開發等這些專業操作上始終跟內地有些根本性的不同。
 
過往,國內為了追上先進國家而盲目複製或重覆類似的城市建設,當國力穩定強大到一定程度後,筆者相信國家自當放慢腳步,認真思考每個城市的屬性和需要什麼樣的房屋和基建,繼而走出自己的道路來。終歸,建築是人類生活文化的載體。文化是沒有對錯的,我們不用費心思去作無謂的爭論,而是讓每個地方通過協調發揮得更好,和而不同,造褔百姓。
 
鄭仲良 建築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會長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往下看更多文章

GDP被低估是好事 不必調整

 

現時各國採用的GDP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概念是上世紀20年代提出,50年代初經由聯合國公布實施的。2008年,聯合國修正了之前的GDP核算標準,並督促各國替代使用,日本於2016年開始採用。和舊標準分類,新的GDP核算範圍將研發,專利和版權支出都視為投資,因此,如果採用新的標準,則這些國家GDP都會被抬高。

很多專家學者認為,現在在數字技術支持下,互聯網共享經濟的發展已經讓這個GDP核算體系變得過時。

在中國不久前第六屆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教授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 Michael Spence斯賓塞認為,當前數字經濟所產生的很多社會價值沒有被計入GDP,因而導致中國的經濟被嚴重低估。

Spence教授的觀點和北大教授曹和平的觀點一致,他們都呼籲將數字經濟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斯賓塞Spence教授強調說:將數字經濟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已經很迫切了,“如果不盡快實施,很可能會導致發展在前進中出錯”。

他們認為,中國近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也反映了這一點,2011年,中國鋼鐵產量6.8億噸,占全世界的45.5%。同年,中國水泥產量接近20.6億噸,占全世界的水泥產量的將近60%,一個全世界50%左右的建築業在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中連年增長,帶動的產業鏈條是一種巨大的規模。但隨後,產能過剩成為嚴重問題,去庫存和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以河北省為例,5年之內去掉將近6000多萬噸鋼鐵產能,在現行的GDP統計標準下,這部分經濟消失了,從數字上來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但是,與此同時,線上經濟在蓬勃發展,數字技術支撐下的新興企業在增加,網上購物在增多,可是這些新經濟的發展不能進入法定統計程序,無法在GDP中呈現出來。

如果在2003年,中國數字經濟在規模上還很小,沒有任何統計意義。但在十五年後的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為31.3萬億,占當年GDP的34.7%。而中國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年均增加2.3%以上,到2026年,中國數字經濟比重很可能將達到50.8%。

經濟學家們由此認為,如果現在還不改變GDP的統計方式,新經濟增長部份的權重不能進入法定統計當中,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即:如果經濟實際情況不能為國家決策層所準確和及時掌握,將會對資源配置和增長造成大的失效和失速。

我同意上述經濟學家的觀點,不過,本人認為,如果將新的數字經濟這一方面納入GDP計算, 中國gdp的規模可能會大很多,將這到17萬億美元,與美國相差很少了,這可能會令到美國及西方各國更加焦慮, 更加顧忌中國, 這對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是否將新的數字經濟納入計算,還需要謹慎考慮。只要國家的決策階層準確地知道及掌握這一部分的數據及情況就可以了,我們不需要表面的東西,適當地隱藏實力,不表現出來,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更加有利。

黃婉喬   會計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