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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港?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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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港?亂港?

2019年12月11日 03:19 最後更新:03:20

回歸前夕及初期,中央都希望香港做到「商人治港」,建立以愛國的商人為核心的領導班子,使經濟繁榮的香港繼續發展,保持優勢,於是由商界出身的董建華擔任首兩屆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然而,由於董建華任內表現未如理想,民怨積壓,加上被批評管治經驗不足及與公務員團隊合作不善,中央很快便放棄「商人治港」的理想,往後三任特首都不是來自商界,反而有兩任是公務員出身。即使梁振英不是政務官,但其依重的人物不少也是公務官,如林鄭月娥、曾俊華、張建宗等等。可以說,回歸以來,一直執掌香港政治命脈,牢牢掌握大權的,是公務員,香港實際上是「公務員治港」。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不論曾蔭權或是林鄭月娥,表現都是乏善足陳。尤記得曾蔭權年代的不賣地、不造地政策,私人住宅落成量大幅減少,多年來低於10,000個,直接造成今天房屋短缺、私人樓價及租金高企的民生問題,埋下民怨爆發的伏線。在政治上,他又縱容社民連三子在議會行使暴力,以粗暴的拉布阻礙各項有益民生和建設的項目,並成為日後反對派的議政武器,既窒礙香港的發展步伐,亦使激進勢力氣焰更盛。加上在高鐵事件上公關工作處理不善,造成激烈社會抗爭無休無止,日趨暴烈,都是曾蔭權年代種下的惡果。


至於林鄭月娥,上任初期即向反對派主導的教育界大獻殷勤,增撥50億資源,以為可以冰釋前嫌,化敵為友。結果是,當有政治議題可供炒作,反對派便會原形畢露,張牙舞爪,導致今日暴動不止的局面。而反修例運動持續半年,林鄭月娥在主戰與主和兩條路線之間舉棋不定,除了無盡的「強烈譴責」外毫無平息風波的手段,既讓反對派成為區選的大贏家,亦令建制中人感到失望。

曾蔭權和林鄭月娥都是政務官出身,公務員中的精英,但是在位期間的表現對香港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足以證明公務員治港是完全失敗。筆者認為,公務員不適合擔當領袖角色的原因有二:

一,公務員的思維,正如公共行政的理論指出,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意思是,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公務員傾向相信現有的機制,按照原有的方法或制度應付。即使效果不佳,最多只是小修小補,而不會破舊立新。可是,在這個日新月異,民粹高漲的年代,這種思維遠遠落後於社會形勢和民思民想,既不能有效解決問題,也無法取悅市民大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曾蔭權年代「尾二」一份施政報告中,為了回應坊間要求大量建屋的訴求,推出半桶水的「置安心計劃」。其實,所謂置安心計劃只是加入租用元素的居屋計劃,加上配額偏少,對解決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毫無益處,最終不到2年時間計劃便被梁振英剎停。面對日益嚴峻的問題,永遠只會推出蜻蜓點水式的改革,使問題和民怨愈滾愈大,正是公務員難擔大任的主因。


二,公務員的政治敏感度不足。長期的官僚制度訓練和工作經歷,導致高官對於外部社會的脈膊掌握不足。部分原因是公務員理應恪守政治中立,工作過程較少受到政治立場左右,因而對於政治形勢的分析和判斷相對粗疏。另一方面,工作環境封閉,少與群眾接觸,也難以掌握民情。說白一點,就是不知民間疾苦。君不見兩任公務員特首在選舉前分別在池塘邊吹口哨玩鯉魚及不會使用八達通乘地鐵,招人話柄?


除了能力不足的問題外,公務員團隊的忠誠問題也是令人擔憂的地方。過往,我們很容易相信公務員團隊是建制的核心部分,然而經過廿多年的事例和今次的反修例風波,相信很多人都會有所保留。事實上,不少退休的第一、二屆管治班子成員都是支持反對派的,例如陳方安生被稱為「香港民主之母」,前局長王永平亦是反對派的文膽。至於曾經出戰特首選舉的曾俊華,更是不少反對派支持者屬意的特首人選。加上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多名公務員自發舉辦集會甚至參與暴動,種種人和事都反映公務員未必全心全意聽從指揮,執行工作,完善施政,甚至可能是反對派的「卧底」。

因此,筆者強烈反對未來選擇任何公務員擔任領袖位置,甚至出任司長也不贊成。在曾班子和林鄭班子中,都有政務官擔任政務司司長,但表現同樣教人失望。許仕仁在任期間毫無建樹之餘,更發生貪腐瀆職的事件,使香港廉潔形象大大受損;雖然張建宗未見私德有虧,但在處理是次暴動中屢次失言,其表現不但使市民無言以對,更令執法人員反感,可謂兩邊不討好。假如未來的任人思維仍然是小材大用,相信政府管治效能只會有減無增。除非是公務員出身,但其後在政界或商界打滾,並取得一定成就,則可另當別論。

此外,筆者亦建議要設立公務員思想審查制度,以保證公務員團隊的愛國意識。既然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行政長官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主要官員亦要得到任命,其屬下,即整個公務員團隊都應該效忠中央政府。雖然現時所有新入職公務員必須通過基本法考試,但是內容顯淺,亦無助建立愛國及效忠的觀念。因此,在聘請新人時,應進行背景及思想調查,以了解求職者過往的言行有否與國家利益出現矛盾。即使是已入職的公務員,亦應安排到國內接受培訓,加強認識國情,而有否愛國效忠的意識更應是除年資、能力和表現外其中一個升遷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過往我們相信建制板塊主要由傳統愛國團體、商界及公務員三個部分組成,可是前者走勢下滑,政治影響力大受打擊;商界則講求利益為先,叛順無常。如果不能確保公務員團隊的服務表現和忠誠,恐怕建制力量會進一步受挫,一國兩制事業的前景也會更加暗淡。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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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

 

著名學者納西姆塔雷伯曾經出版一本名為<<黑天鵝效應>>的經典著作。作者利用18世紀前歐洲人相信世上的天鵝都是白色,直至踏足澳洲大陸才發現黑色天鵝的故事,探討社會不時出現傳統智慧認為極不可能發生,卻又實際出現,而且造成巨大衝擊的事,例如股市大瀉、911襲擊等。雖然,今次區議會選舉前坊間一致預料建制派處於下風,但是投票率之高、損失的議席之多實在出乎大眾意料,絕對稱得上是香港政治史上一場最大型的黑天鵝事件。

黑天鵝事件出現的主要原因,往往是人們低估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因而沒有相應的準備,從而被殺個措手不及,付出高昂的代價。而由於人類的大腦習慣為突如其來的事件提供看似理性卻未必呈因果關係的解釋,使黑天鵝更加容易再三出現。因此,如果建制派單純將今次選舉的失利歸咎於林鄭月娥,而不對症下藥,尋求改善,恐怕四年後又會遭逢大敗。

必須強調,筆者並非認為建制派痛失二百多個區議會議席與近月政治形勢無關,可是,反修例運動充其量只是建制大敗的導火線。即使沒有發生政治動盪的事件,建制派的發展也會漸走下坡。而根本的原因,在於整個政治架構和陣營思維無法培養政治人才,與市民,特別是年輕選民的期望和要求脫節。

大家不妨代入中央政府的角度思考對香港的期望。對於執政者而言,明知社會存在大量不滿政權的市民,如何保證特區政府穩定自然是第一考慮。而特首的產生辦法以及施政效能,則與立法會有密切關係。至於立法會選舉各大建制政黨的成績,則很大程度上視乎區選的情況。因此,建制派尤其著緊區選的成績,假如這座「下層建築」出現崩潰,則其上的架構也有分崩離析的危機。

由於區議員是維持政治架構穩定的重要元素,因此建制派區議員及樁腳的最大目標,就是可以在立法會選舉中為所屬政黨提供票源,即是所謂「出票」。愈有「出票」能力的議員或樁腳,便會成為陣營制度內的贏家,獲得更多資源甚至向上流動的機會。由於理性的人是根據遊戲規則而調節個人策略以爭取最大的利益,所以,當機制主要獎勵能夠贏得區議員席位及為立法會選舉提供大量選票的人,制度內的「精英」便會是一群懂得經營社區關係的人。

因此,不難發現,建制派的區議員主要分為三類人。第一類是「師奶型」,喜歡與屋邨內的中年婦女或長者聚會、聊天,甚至一起喝茶晨運,非常擅長與人交際;第二類是「保長型」,清晨傍晚時分都會看到他的身影,事無大小都會跟街坊分享工作情況,勝在勤力。第三類是「禮物先生/小姐型」,經常向街坊派發大量禮物,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簡稱「蛇齋餅粽」。

過往的選舉結果說明,以上三類議員是成功的。建制派不但主導區議會,亦能夠在立法會選舉中「出票」,進而保障特首選舉的穩定。可是,隨著年輕選民在選舉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加,這三類議員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事實上,過份著重社區事務和人際關係的後果,導致不少區議員都有目光短淺、公共政策認識不足、政治分析及論述能力偏低、個人政治魅力不足等毛病。

區議員在社區營營役役,埋頭苦幹,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提升議政水平或增值自己,遑論建構一套具吸引力的政治論述與反對派爭一日之長短,難以吸納年輕選民的支持。而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形成「梯隊關係」,從區出身的立法會議員不少都顯得力有不逮,影響建制的形象和名聲,容易招來反對派的攻擊和偏見。

事實上,公認論政水平高的建制派人物如曾鈺成、葉劉淑儀、田北辰等,都未曾參加區議會選舉或不是由區議員出身。反之,廣受爭議或是議政水平參差的,不少都是地區打滾多年,在社區建立龐大勢力的人物。筆者並非認為所有區議員或所有循區議員晉身至立法會的議員都必定是質素不足,但經驗說明以上人士大多不是政治人才。

面對未來更加嚴峻的政治形勢,建制必須建立一套足與反對派匹敵的政治論述,才有望在政治因素日趨重要的各級選舉中取得佳績。因此,放下由來而久對區議員的「賞罰制度」,專注於對政治人才的培養,由下而上地提升質素,才是解救建制人才不足及扭轉陣營劣勢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