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問》電影系列終於進入尾聲，貫穿故事主題的，除了是表現一代武術大師葉問的氣節和風骨，亦有捍衛民族精神和尊嚴的意義。
今集講述葉問的晚年生活，遠赴美國為兒子安排留學事宜。即便是今天，白人對華人的歧視仍然頗為嚴重，故事背景為1960年代，當地對華人不公的情況便更加普遍。因此，當地華人在唐人街自成一閣，甚少與洋人溝通交流，態度亦不友善。在當地開班授徒的武術師傅，也不願將畢生所學傳授予洋人。因此，葉問的徒弟、在美國聲名大噪並廣傳武學知識的李小龍，成為這群食古不化的華人師傅深惡痛絕的對象，並遷怒於葉問管教不善。
葉問及其弟子則認為，雖然白人存在對華人歧視欺壓的問題，但是與其斷絕來往，不如利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武術改變白人的偏見。因此，他十分鼓勵弟子向外國人教授武功，甚至推動中華武術成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實戰課程內容。面對一群封關自守的華人師傅，葉問便反問「如果覺得洋人歧視華人，為何不站出唐人街外爭取改變？」
現在香港有一群人正是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因為覺得中央政府諸般不是，例如仍未落實雙普選等，選擇逢中必反，拒絕及妖魔化一切與中國有關的人和事，甚至希望中港兩地斷絕交流往來，並聲言建立「黃色經濟圈」，只到反中亂港的商舖消費。
這種以為封鎖大門便會平安無事的落後思想，讓人想起17世紀的清朝。當時清政府為了防止沿海居住的人民與台灣反清勢力勾結，實行名為「海禁」的鎖國政策，遷徙沿海群眾到內陸及禁止對外貿易，結果就是清政府錯失與世界潮流接軌的機會，在科技、軍事的領域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造成國家過去二百年積弱的局面。
隨著落實改革開放，內地的生活質素已是今非昔比。部分城市，例如上海、深圳等在不少領域如科研、教育、產業發展、人文學術等已經逐漸拋離香港。如果港人仍然為了政治訴求而甘心當個井底之蛙，只會錯過與內地接軌及交流的機會，既影響社會的民生狀況，更不利於爭取政制變革。
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任何政制改革的方案除了需要得到本地立法機關通過，也要取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同意，因此，保持溝通，態度溫和，建立互信才是達到這班渴望普選市民的目標。反之，建立所謂黃色圈子，抗拒、敵視甚至挑戰中央政府，肯定是與目標背道而馳的做法。
一個成功的例子，是2011年中央政府與民主黨達成共識，通過政改方案，增加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成份。當然，方案沒有帶來普選，但是至少促使政制向前踏出一步。而大家都知道，只要政制愈趨開放，便不會走回頭路，而只有繼續前進，更容易達成他們的目標。
無疑，改變的過程是反覆而緩慢的。正如華人一直在美國推廣詠春功夫，也要特到千禧年後才正式納入美軍的修習內容，歧視的問題也是過去一陣子才見改善。但是與自我封閉相比，溝通交流才是上策。
《葉問2》有句對白，是葉問在擂台上打倒西洋拳王後向在場觀眾說的，「雖然人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人格不應該有貴賤之別。希望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可以學會互相尊重。」僅以此話，送給諸位思考。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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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夕及初期，中央都希望香港做到「商人治港」，建立以愛國的商人為核心的領導班子，使經濟繁榮的香港繼續發展，保持優勢，於是由商界出身的董建華擔任首兩屆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然而，由於董建華任內表現未如理想，民怨積壓，加上被批評管治經驗不足及與公務員團隊合作不善，中央很快便放棄「商人治港」的理想，往後三任特首都不是來自商界，反而有兩任是公務員出身。即使梁振英不是政務官，但其依重的人物不少也是公務官，如林鄭月娥、曾俊華、張建宗等等。可以說，回歸以來，一直執掌香港政治命脈，牢牢掌握大權的，是公務員，香港實際上是「公務員治港」。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不論曾蔭權或是林鄭月娥，表現都是乏善足陳。尤記得曾蔭權年代的不賣地、不造地政策，私人住宅落成量大幅減少，多年來低於10,000個，直接造成今天房屋短缺、私人樓價及租金高企的民生問題，埋下民怨爆發的伏線。在政治上，他又縱容社民連三子在議會行使暴力，以粗暴的拉布阻礙各項有益民生和建設的項目，並成為日後反對派的議政武器，既窒礙香港的發展步伐，亦使激進勢力氣焰更盛。加上在高鐵事件上公關工作處理不善，造成激烈社會抗爭無休無止，日趨暴烈，都是曾蔭權年代種下的惡果。
至於林鄭月娥，上任初期即向反對派主導的教育界大獻殷勤，增撥50億資源，以為可以冰釋前嫌，化敵為友。結果是，當有政治議題可供炒作，反對派便會原形畢露，張牙舞爪，導致今日暴動不止的局面。而反修例運動持續半年，林鄭月娥在主戰與主和兩條路線之間舉棋不定，除了無盡的「強烈譴責」外毫無平息風波的手段，既讓反對派成為區選的大贏家，亦令建制中人感到失望。
曾蔭權和林鄭月娥都是政務官出身，公務員中的精英，但是在位期間的表現對香港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足以證明公務員治港是完全失敗。筆者認為，公務員不適合擔當領袖角色的原因有二：
一，公務員的思維，正如公共行政的理論指出，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意思是，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公務員傾向相信現有的機制，按照原有的方法或制度應付。即使效果不佳，最多只是小修小補，而不會破舊立新。可是，在這個日新月異，民粹高漲的年代，這種思維遠遠落後於社會形勢和民思民想，既不能有效解決問題，也無法取悅市民大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曾蔭權年代「尾二」一份施政報告中，為了回應坊間要求大量建屋的訴求，推出半桶水的「置安心計劃」。其實，所謂置安心計劃只是加入租用元素的居屋計劃，加上配額偏少，對解決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毫無益處，最終不到2年時間計劃便被梁振英剎停。面對日益嚴峻的問題，永遠只會推出蜻蜓點水式的改革，使問題和民怨愈滾愈大，正是公務員難擔大任的主因。
二，公務員的政治敏感度不足。長期的官僚制度訓練和工作經歷，導致高官對於外部社會的脈膊掌握不足。部分原因是公務員理應恪守政治中立，工作過程較少受到政治立場左右，因而對於政治形勢的分析和判斷相對粗疏。另一方面，工作環境封閉，少與群眾接觸，也難以掌握民情。說白一點，就是不知民間疾苦。君不見兩任公務員特首在選舉前分別在池塘邊吹口哨玩鯉魚及不會使用八達通乘地鐵，招人話柄？
除了能力不足的問題外，公務員團隊的忠誠問題也是令人擔憂的地方。過往，我們很容易相信公務員團隊是建制的核心部分，然而經過廿多年的事例和今次的反修例風波，相信很多人都會有所保留。事實上，不少退休的第一、二屆管治班子成員都是支持反對派的，例如陳方安生被稱為「香港民主之母」，前局長王永平亦是反對派的文膽。至於曾經出戰特首選舉的曾俊華，更是不少反對派支持者屬意的特首人選。加上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多名公務員自發舉辦集會甚至參與暴動，種種人和事都反映公務員未必全心全意聽從指揮，執行工作，完善施政，甚至可能是反對派的「卧底」。
因此，筆者強烈反對未來選擇任何公務員擔任領袖位置，甚至出任司長也不贊成。在曾班子和林鄭班子中，都有政務官擔任政務司司長，但表現同樣教人失望。許仕仁在任期間毫無建樹之餘，更發生貪腐瀆職的事件，使香港廉潔形象大大受損；雖然張建宗未見私德有虧，但在處理是次暴動中屢次失言，其表現不但使市民無言以對，更令執法人員反感，可謂兩邊不討好。假如未來的任人思維仍然是小材大用，相信政府管治效能只會有減無增。除非是公務員出身，但其後在政界或商界打滾，並取得一定成就，則可另當別論。
此外，筆者亦建議要設立公務員思想審查制度，以保證公務員團隊的愛國意識。既然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行政長官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主要官員亦要得到任命，其屬下，即整個公務員團隊都應該效忠中央政府。雖然現時所有新入職公務員必須通過基本法考試，但是內容顯淺，亦無助建立愛國及效忠的觀念。因此，在聘請新人時，應進行背景及思想調查，以了解求職者過往的言行有否與國家利益出現矛盾。即使是已入職的公務員，亦應安排到國內接受培訓，加強認識國情，而有否愛國效忠的意識更應是除年資、能力和表現外其中一個升遷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過往我們相信建制板塊主要由傳統愛國團體、商界及公務員三個部分組成，可是前者走勢下滑，政治影響力大受打擊；商界則講求利益為先，叛順無常。如果不能確保公務員團隊的服務表現和忠誠，恐怕建制力量會進一步受挫，一國兩制事業的前景也會更加暗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