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乃鄭永年教授，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其文供各位參考下。文章如下：
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壹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這一理論名噪一時，廣為流傳。
不過，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互相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
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不僅催生了內部新制度的誕生，而且開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福山所說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
... 不可否認，中國基本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得到確立的，這些制度構架直到今天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鄧小平時代”。鄧小平壹代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是40年時間裏，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跡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能夠找到有效的脫貧方式。在脫貧方面，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如果說十八大之前，人們對中國自己的體制還缺乏信心，不僅不敢正視自己體制的優勢，反而認為自己的體制是必須被改掉的，那麽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人們全面評估中國體制的優劣，並對此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低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程度上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兩種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信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壹旦三層資本失衡，無論是國家主義盛行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經濟就會出現大問題，人們因此必須不斷在三層資本之間尋找到壹個均衡點。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自古至今，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著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經濟危機、提供公共服務、平準市場等重要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和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在構造了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造就了今天無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建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
傳統上，“三權分工合作”體制自漢至晚清，存在了兩千多年，並沒有受王朝興衰更替的影響。今天，通過創新和轉型，重新確立了“三權體系”，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不過，應當明白，無論是“三層資本體系”還是“三權分工合作體系”，盡管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為根本的制度體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在經濟體制領域，諸多問題仍有待回答：三層資本之間的邊界在哪裏？如果根據需要不斷調整邊界？國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個方面平等對待不同類型的資本？如何確立法治使得這三層資本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對國有資本來說，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質、功能和運行方式等。
在政治體制領域，也需要回答諸多重大問題：“三權”之間的邊界在哪裏？如何開放決策權，使其同時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學性？如何提高執行權（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證執行權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種政治的幹擾？監察權的權限如何確定？如何保證監察的有效性以確保廉潔政府？如何防止監察權的濫用而保障執行權能夠有所作為？這些都是日後政治改革的內容...
盡管一些人對中國制度仍然充滿不信任和懷疑，西方的“中國解體論”依然盛行，但如果人們足夠現實，就不應該低估中國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響力。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對中國來說，意義在於找到了自己的模式，這是一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1840年-1949年）、70年的建設探索（1949年-2019年）而得來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認為這個模式行將消失，他們將會很失望...
究其本質來說，今天西方所面臨的危機來自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三者之間的高度失衡。西方過去的成功來源於這三者之間的平衡。今天，西方經濟結構變化了，直接造就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政治結構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結構。對西方來說，如果要緩和和解除目前的危機，就需要重新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實現這個新平衡呢？
已經在中國出現的、還在演變過程的這種三層資本體制和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外部制衡，從而實現雙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對整個人類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進也是一種貢獻。
或者說，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
本人基本上同意鄭教授上面所言。
蘇智成 測量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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