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大圍城事件上，有一位聲稱兒子困在理大校園內的母親對傳媒說：「今天的理大圍城是政府造成的，學生們只是反抗暴政而已。（對於自己的兒子可能會被控暴動罪有何看法？）學生在學校內怎會是犯法呢？這是什麼道理？學生在學校內是不會犯法的，這個政府真的有病啊！」
根據這位母親的邏輯，所有由學生發動的校園槍擊案都是不犯法的，因為學生在學校內是不會犯法的。
這位母親說自己的兒子要反抗暴政，為什麼她的兒子就是不肯下定決心與暴政鬥到底？反而為求脫罪而屈服於暴政之下呢？
這位母親說自己的兒子是絕對不會犯法的，即使犯了法都是別人的錯。
當其他人指責她兒子四出縱火破壞的種種惡行時，她就會非常感性地說：「他只是一個小孩而已，為什麼你們這些成年人要跟小孩子計較呢？」
這位母親的種種特徵與射雕英雄傳中的楊康母親包惜弱一樣，大家都是患有末期聖母病的慈母，楊康的成長深受母親的影響。
試問楊康的母親又怎能教育出郭靖呢？
2017年播放的內地劇《射雕英雄傳》中的楊康是很多香港人討論的對象，很多人都覺得假若楊康是金人的話，他的所作所為就不會被視為十惡不赦。更有一些人把現今支持港獨的香港學生比喻成楊康，他們覺得如果香港學生能擺脫中國人的血統，搞港獨就不會被視為不道德。
即使楊康是金人，他的所作所為真的可以完全合理化嗎？假如支持港獨的香港學生不是中國人的話，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可以被合理化嗎？
很多讀者都覺得楊康的成魔之路是受養父完顏洪烈所誤導所致，但真正令楊康走上歪路的並非奸詐狠毒的完顏洪烈，而是一個弱質纖纖、看似人畜無害的慈母——楊康的母親包惜弱。
書中的包惜弱是一個很愛惜孩子的慈母與郭靖的母親李萍和張無忌的母親殷素素不同，就是因為這種不同才令楊康走上成魔之路。
包惜弱的一大特點就是有聖母病，可以因為同情心而放走對自己家園很大威脅的完顏洪烈，使自己的家人及鄰居郭家都遭受滅門之災。
她為了苟且偷生而甘願成為金國的王妃，更一直隱瞞兒子楊康的真實身份，為的就是能讓兒子繼續享有金國小王爺的身份。
相反郭靖的母親李萍在無依無靠的情況下獨自養大郭靖，一直以來教導郭靖自己是宋人，不可以作出任何背叛大宋之事。這位膽識過人的母親不願看見自己的兒子為了救自己的性命而作出背叛大宋，最終在兒子面前慷慨就義。
只有像李萍這樣的母親才能教導出郭靖般的兒子。
香港學生的「楊康養成之路」是與父母的教育有莫大關係，但香港就是充斥着楊康母親這種有聖母病的慈母。這不但是「慈母多敗兒」的問題，更是「楊康孵化器」的問題。
即使郭靖的天資比楊康平庸得多，但社會需要的是郭靖這種大俠， 並非天資聰穎的楊康。
假如香港的下一代全是楊康，未來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李柔然 香港大學學生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青年部理事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作者乃鄭永年教授，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其文供各位參考下。文章如下：
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壹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這一理論名噪一時，廣為流傳。
不過，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互相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
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不僅催生了內部新制度的誕生，而且開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福山所說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
... 不可否認，中國基本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得到確立的，這些制度構架直到今天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鄧小平時代”。鄧小平壹代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是40年時間裏，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跡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能夠找到有效的脫貧方式。在脫貧方面，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如果說十八大之前，人們對中國自己的體制還缺乏信心，不僅不敢正視自己體制的優勢，反而認為自己的體制是必須被改掉的，那麽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人們全面評估中國體制的優劣，並對此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低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程度上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兩種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信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壹旦三層資本失衡，無論是國家主義盛行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經濟就會出現大問題，人們因此必須不斷在三層資本之間尋找到壹個均衡點。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自古至今，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著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經濟危機、提供公共服務、平準市場等重要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和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在構造了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造就了今天無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建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
傳統上，“三權分工合作”體制自漢至晚清，存在了兩千多年，並沒有受王朝興衰更替的影響。今天，通過創新和轉型，重新確立了“三權體系”，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不過，應當明白，無論是“三層資本體系”還是“三權分工合作體系”，盡管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為根本的制度體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在經濟體制領域，諸多問題仍有待回答：三層資本之間的邊界在哪裏？如果根據需要不斷調整邊界？國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個方面平等對待不同類型的資本？如何確立法治使得這三層資本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對國有資本來說，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質、功能和運行方式等。
在政治體制領域，也需要回答諸多重大問題：“三權”之間的邊界在哪裏？如何開放決策權，使其同時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學性？如何提高執行權（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證執行權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種政治的幹擾？監察權的權限如何確定？如何保證監察的有效性以確保廉潔政府？如何防止監察權的濫用而保障執行權能夠有所作為？這些都是日後政治改革的內容...
盡管一些人對中國制度仍然充滿不信任和懷疑，西方的“中國解體論”依然盛行，但如果人們足夠現實，就不應該低估中國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響力。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對中國來說，意義在於找到了自己的模式，這是一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1840年-1949年）、70年的建設探索（1949年-2019年）而得來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認為這個模式行將消失，他們將會很失望...
究其本質來說，今天西方所面臨的危機來自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三者之間的高度失衡。西方過去的成功來源於這三者之間的平衡。今天，西方經濟結構變化了，直接造就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政治結構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結構。對西方來說，如果要緩和和解除目前的危機，就需要重新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實現這個新平衡呢？
已經在中國出現的、還在演變過程的這種三層資本體制和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外部制衡，從而實現雙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對整個人類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進也是一種貢獻。
或者說，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
本人基本上同意鄭教授上面所言。
蘇智成 測量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