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兩黨總統選舉參選人公佈2019年第四季的競選捐款數字，民主黨熱門人數之一桑德斯籌得約3,400萬美金捐款、緊隨其後的是市長出身的布蒂吉格，約獲2,400萬美金，前副總統拜登則籌得2,200萬美金。不過，三人都不及現任總統特朗普財雄勢大，全年合共籌得超過1億4千萬美金。
隨著選戰變得專業化和系統化，資金投入在美國各級選舉中愈見重要。例如2008年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奧巴馬和麥凱恩在整場選舉中合共花費超過15億美元。到了2016年，希拉莉和特朗普的開支高達24億美元，即相當於190億港元。一場耗資天文數字的選舉遊戲，已經不容一般尋常百姓參與。
民主的基礎，就是所有合資格的公民都享有提名、選舉及被選舉權。雖然在美國及不少先進發達的國家，都有明文規章保障這項公民權利。然而，美國的例子清楚地反映出被選舉權其實不過是一紙空文，沒有籌集大量資本能力的人是沒有可能行使被選舉權。由於資金成為不成文的篩選條件，在西方民主社會參選的門檻極高，即是能夠接受群眾考驗的候選人少之又少，公民的選舉權等同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民眾在選舉中面對的困難，套用台灣的俗話，就是「兩個爛蘋果中讓人選一個」。
在香港，總有一群人將社會民生問題歸咎於政制。他們認為，只要落實民主普選，便可以改變政府與商界過從甚密的情況，貧富懸殊的問題便會得到解決。即使獲得民意授權的領袖不按民意行事，推出改善貧富懸殊的措施，也可以在下一次選舉用選票「踢走」這位領袖。
然而，美國政治學者Robert Dahl的研究指出，只要社會存在貧富差距，即使公民擁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利，也不能保證政治平等。因為富人和巨企擁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並有多種渠道游說及影響政府施政，最終社會仍然存在不對等的政治力量。因此，不論哪個黨派上台執政，也難以扭轉緊密的政商關係，消滅貧富懸殊更是天方夜譚。
隨著選舉所需的資金不斷增加，候選人必須得到財團的支持，才可具備足夠的實力應付各種開支及贏得選舉。以奧巴馬為例，2008年總統選舉籌集超過7億美金的經費，當中大額捐款(即超過1000美元)的比例佔43%。而捐款數額最大的單位，包括金融界的高盛集團、科技巨頭微軟和谷歌、能源業的通用電氣等。由於候選人勝出選舉，與財團的鼎力支持息息相關，上任後只能俯首稱臣，不敢貿然作出與這群利益集團相違背的政治決定，部分道德底線較低的政治領袖更會透過或明或暗的手段向它們輸送政治利益。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美國的槍械管制問題。據統計，每年因槍械而死於謀殺及自殺的個案超過30,000宗，即是平均每一萬個美國人便有一位成為槍下亡魂，因而過半數美國人希望通過槍械管制的法例，加強保障民眾安全。可是，有關法案多次在國會受到大力阻撓而胎死腹中，這是由於美國自動步槍協會每年花費400萬美金對國會議員進行政治遊說的工作。在2016年總統及參議院選舉，他們更加分別斥資5300萬及4000萬美元支持反對槍械管制的候選人，使他們晉身權力階層並成為其代言人。當整個華盛頓權力機關充斥著槍械公司的喉舌，任何監管槍械的法案都不可能得到通過。
由此可見，在民主普選的社會，表面上民眾可以透過選票表達聲音，可是實際上政治領袖更多屈服於利益集團的立場。假如作出某個政治決定可以改善群眾利益卻會得失背後金主，不少民意代表會反其道而行，寧願犧牲大眾。因此，以為民主普選可以改善社會民生問題，不過是天真瀾漫的妄想而已。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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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香港舉行了唯一一次由辭職議員重新參選的立法會地方直選補選，俗稱「五區公投」。是次補選是由社民連和公民黨牽頭，五個地方界別的民選議員一同辭職，並以爭取雙普選作為重新參選的最高綱領，希望以人數向政府施壓。
這場因辭職而引發的補選，引起社會廣泛爭議，包括認為補選浪費公帑、做法過於激進等。因此，這場選舉的投票率只有17%，約50多萬人投票，如果只是考慮兩黨候選人的投票，甚至不過50萬。
這場補選的背後意義是真正堅定支持激進勢力的市民，其實在社會上不是主流。雖然支持推動民主的選民人數較多，但是普遍都是支持以理性和平的方式爭取普選。
2019年11月，香港進行第一次「立法會規模」的區議會選舉，結果反對派合共取得167萬票，贏得接近9成議席，可謂將建制派多年社區經營連根拔起。在社會動亂和意見愈趨兩極化下，反對派的支持基礎由十年前的50萬，增加至近170萬。
十年增長近120萬支持者，即是平均每年有12萬市民倒向反對派。香港每年大約新增5萬選民，即是每年最少有7萬個已登記選民改變支持建制或政治中立的立場，改為支持反對派。傳統智慧相信年輕人是反對派選票的動力來源，實際上不算是正確的解讀，因為反對派的選票增長更多來自相信是非青年選民的群眾。
其次，是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得票差距愈來愈大。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直選，建制派得票約77萬，反對派為100萬，差距約23萬票；四年後，建制得票87萬，反對派約120萬，差距達33萬；今次區議會選舉兩派差距則約47萬。雖然在得票比例上，兩者仍然是「46比」，但是隨著投票人數不斷增加，即使兩派的得票比例維持不變，實質差距仍然不斷擴大。
當然，170萬人投票予反對派，不等於他們全都認同反對派。筆者甚至斷言，與其將他們的投票行為說成支持反對派，倒不如理解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
可能有人會指出，回歸初期香港同樣民生倒退，民怨沸騰，卻不見今日愈趨極端的政治形勢。這是由於當時社會普遍將問題的源頭怪罪於時任特首董建華，認為他缺乏行政經驗，領導無方，只要換人上馬便有一番新氣象。結果，就是不論如何新舊交替，社會問題依然未能走出困局，令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政府失去信心，甚至認為問題是出自制度，使反對派成為這種思潮的最大得益者。
筆者同樣相信香港的問題來自制度，然而，筆者認為出現問題的地方，不是政制，而是經濟制度。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不主動干預市場運作，鼓勵自由競爭。這種經濟放任主義的態度，的確令社會在上世紀60-90年代出現一番景氣。
可是，當社會高度發展起來，生活成本增加，貧富之間的差距擴大，向上流動的機會則大幅減少，對於處於社會弱勢的一群而言，生活愈趨艱難。政府盲目奉行放任經濟主義，對於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視而不見，最多做做樣子小修小補，令民生問題不斷惡化。最好的例子，就是自由行帶來的中港矛盾。
原本，自由行是一項惠港政策，大量消費能力強的內地旅客到港，有助刺激服務、零售，酒店、飲食等行業，帶動社會經濟。可是，自由行帶來的好處，盡歸於零售商戶和大業主，至於壞處，則由一般居民承擔。於是，社會出現反自由行旅客的情緒，並演變成不文明的中港衝突。
如果政府將自由行帶來的經濟利益，透過大刀闊斧的稅務改革，將之由寡頭壟斷變成與民共享，並將這些額外資源投放在房屋、醫療、教育、福利等方面及採取措施減低旅客帶來的騷擾，相信中港矛盾不會落得如斯田地，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政治對立的情況。
連簡單的自由行問題都處理不善，其他更加尖銳的社會問題與資源分配問題更不用多提。假如特區政府仍然將放任經濟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施政原則，不積極解決公共資源分配問題，相信未來反對派的優勢只會不減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