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兩黨總統選舉參選人公佈2019年第四季的競選捐款數字,民主黨熱門人數之一桑德斯籌得約3,400萬美金捐款、緊隨其後的是市長出身的布蒂吉格,約獲2,400萬美金,前副總統拜登則籌得2,200萬美金。不過,三人都不及現任總統特朗普財雄勢大,全年合共籌得超過1億4千萬美金。

隨著選戰變得專業化和系統化,資金投入在美國各級選舉中愈見重要。例如2008年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奧巴馬和麥凱恩在整場選舉中合共花費超過15億美元。到了2016年,希拉莉和特朗普的開支高達24億美元,即相當於190億港元。一場耗資天文數字的選舉遊戲,已經不容一般尋常百姓參與。

民主的基礎,就是所有合資格的公民都享有提名、選舉及被選舉權。雖然在美國及不少先進發達的國家,都有明文規章保障這項公民權利。然而,美國的例子清楚地反映出被選舉權其實不過是一紙空文,沒有籌集大量資本能力的人是沒有可能行使被選舉權。由於資金成為不成文的篩選條件,在西方民主社會參選的門檻極高,即是能夠接受群眾考驗的候選人少之又少,公民的選舉權等同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民眾在選舉中面對的困難,套用台灣的俗話,就是「兩個爛蘋果中讓人選一個」。

在香港,總有一群人將社會民生問題歸咎於政制。他們認為,只要落實民主普選,便可以改變政府與商界過從甚密的情況,貧富懸殊的問題便會得到解決。即使獲得民意授權的領袖不按民意行事,推出改善貧富懸殊的措施,也可以在下一次選舉用選票「踢走」這位領袖。

然而,美國政治學者Robert Dahl的研究指出,只要社會存在貧富差距,即使公民擁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利,也不能保證政治平等。因為富人和巨企擁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並有多種渠道游說及影響政府施政,最終社會仍然存在不對等的政治力量。因此,不論哪個黨派上台執政,也難以扭轉緊密的政商關係,消滅貧富懸殊更是天方夜譚。

隨著選舉所需的資金不斷增加,候選人必須得到財團的支持,才可具備足夠的實力應付各種開支及贏得選舉。以奧巴馬為例,2008年總統選舉籌集超過7億美金的經費,當中大額捐款(即超過1000美元)的比例佔43%。而捐款數額最大的單位,包括金融界的高盛集團、科技巨頭微軟和谷歌、能源業的通用電氣等。由於候選人勝出選舉,與財團的鼎力支持息息相關,上任後只能俯首稱臣,不敢貿然作出與這群利益集團相違背的政治決定,部分道德底線較低的政治領袖更會透過或明或暗的手段向它們輸送政治利益。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美國的槍械管制問題。據統計,每年因槍械而死於謀殺及自殺的個案超過30,000宗,即是平均每一萬個美國人便有一位成為槍下亡魂,因而過半數美國人希望通過槍械管制的法例,加強保障民眾安全。可是,有關法案多次在國會受到大力阻撓而胎死腹中,這是由於美國自動步槍協會每年花費400萬美金對國會議員進行政治遊說的工作。在2016年總統及參議院選舉,他們更加分別斥資5300萬及4000萬美元支持反對槍械管制的候選人,使他們晉身權力階層並成為其代言人。當整個華盛頓權力機關充斥著槍械公司的喉舌,任何監管槍械的法案都不可能得到通過。

由此可見,在民主普選的社會,表面上民眾可以透過選票表達聲音,可是實際上政治領袖更多屈服於利益集團的立場。假如作出某個政治決定可以改善群眾利益卻會得失背後金主,不少民意代表會反其道而行,寧願犧牲大眾。因此,以為民主普選可以改善社會民生問題,不過是天真瀾漫的妄想而已。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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