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 中國一年增長等如一個中等國家 下一步開放重點是現代服務業、農業、基礎設施

中國官方昨天(1月17日)公布，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6.1%，因為中美貿易戰，令商業信心下滑，導致GDP增長降至近30年來最低水平。不過，這一增速仍落在了中國政府設定的6%-6.5%的目標範圍內，但較2018年的6.6%增幅放緩了。

國家統計局認為去年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去年第4季度中國經濟增速為6%。中國統計局長寧吉喆指2020年經濟穩定增長依舊可期，消費仍是主要拉動力。

副總理劉鶴。

副總理劉鶴早前在美國簽署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後，接受記者採訪問，詳細談到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很有參考價值。

問 今年中國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增長，您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態勢如何，有何特徵？

劉鶴：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預計2019年經濟增長在6%以上(實際數字是6.1%)，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現在中國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一年的經濟增量大約1萬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規模。同時，就業、物價、國際收支等主要宏觀指標均處於合理區間，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扎實推進。

今年，中國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從近兩個月的邊際變化看，PMI、工業增加值和企業效益等指標出現了積極變化，1月份的一些高頻資料也顯示，中國經濟比預期的要好。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實現再平衡，更加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驅動，更加依靠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高驅動，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賴降低，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穩步提升。

我們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轉型升級，中國經濟將表現得更好。中國經濟正在按照高品質發展的方向前進，我們對今年的經濟走勢保持樂觀，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更是充滿信心。中國將繼續通過自身穩定發展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

問：請您簡要談談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您怎麼看待中美首階段協議與中國繼續擴大開放的關係？

劉鶴：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講，改革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微觀主體的活力，深化國企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二是強化市場規則，促進公平競爭。三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應從微觀事務中解脫出來，更好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提供公共服務。四是推進社會領域改革，堅持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重視教育培訓，提升人力資本。

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我們將擴大開放，主要包括：一是有序擴大市場准入。目前製造業領域的開放已到了相當程度，下一步的重點在現代服務業、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二是對標國際良好做法，完善營商環境。使外資企業能公平參與競爭，智慧財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三是中國的經常項目已經全面開放，我們將在注重防控風險的前提下，穩妥有序推進資本帳戶開放，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四是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制定，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緊密合作，推動世界經濟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在此，我要特別強調，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成功的關鍵在於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充分調動每個勞動者的積極性，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的活力。我們將致力於為滿足中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創造更好的條件。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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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