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華清2月4日，湛江市吳川吳陽鎮那良東村。村裡多處拉起了鎮上新型冠狀病毒防控指揮部發出的橫幅，提醒村民，村裡有3人（分別寫出名字）從武漢回家，正在接受居家隔離。
對於這條橫幅，村民們的態度不一。有人感到憤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爆發了這麼久，現在才公開村裡有從疫情發生地回來的人，工作是否做得太慢？也有人認為，直接將名字披露出來，是否會給這3人帶來困擾？負責給這3人及其家屬做體溫監控的村醫呂剛（化名）告訴記者，有人跟他抱怨，因為從疫情發生地回來，受到周圍村民的疏遠乃至排斥。
不管外界的看法如何，近日，吳川逐步披露從疫情發生地返鄉的人員情況。經濟觀察網記者獲悉，2月1日，吳川塘綴鎮人民政府向村民公布了鎮裡80名從武漢或者湖北返鄉的人員名單，提醒這80名返鄉人員及其家屬都要自我隔離，其他村民不要與上述80名人員及其家屬接觸。有的村委會則早在1月底就公布村裡從疫情發生地返鄉的人員名單。
與疫情中心地湖北省的農村早早封路、限制村民出行的緊張情況不同，吳川位於廣東省西部，是疫情發生地武漢1000多公裡外的一個縣級市，截至2月4日24時，吳川確診3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但均為輸入性病例（兩名患者來自武漢，一名患者來自北京），吳川農村的防疫工作遠比湖北農村松散。
但，吳川的農村，又跟國內其他地方的農村一樣——春節期間返鄉人口眾多、醫療資源貧乏。吳川2018年年鑒顯示，吳川戶籍人口有120萬，常住人口將近97萬，全市醫院和衛生院加起來只有28個，床位不到3800張，遠離疫中的農村，即使表面看起來風平浪靜卻內裡脆弱。
在農村疫情防控備受重視的當下，吳川的農村正在上演一場安靜的自救。
防疫與新年習俗
吳川市下轄10個鎮、5個街道、將近200個村（居）委會，那良村委會下轄4個自然村，包括那良東村、那良西村、那界村和安四村，4個自然村的人口數過萬，是吳川境內管轄人口數不小的村委會。
2月1日，正月初八，周六，經濟觀察網記者在那良村委會辦公樓見到村委會的2名書記時，他們剛剛去驅散村民們自發組織的籃球賽回來。村委會書記李土保告訴記者，當天天還沒亮，他還帶著村委會副書記林土森去了一趟那界村的神廟，確保村民不能游神。
正月初八是那界村辦年例的日子，按照慣例，這一天，村裡會游神。盡管為防控新型肺炎，吳川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印發的暫停開放全市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含民間信仰場所）通知早在1月24日已經下發到各自然村，禁止辦年例、辦廟會、游神等提示也張貼到村裡的公告欄，但通知發下去，不代表著成為行動，農村人對神靈的信仰根深蒂固。在神廟門口，依然有村民對林土森說：“沒關系的吧，扛菩薩出來走走，熱鬧熱鬧，菩薩會保佑我們的。”
“四條村裡，最早辦年例的是那界村，一定要把那界村給盯住了，其他村才會死心。”李土保說道。那界村最終沒能游神，正月初十，是那良東村的年例，也沒能游神。但村干部做出讓步，沒有上鎖神廟，村民可以分散自行去廟裡拜神。一名那良東村的村民告訴記者，今年的情況可以載入史冊，除開上世紀70年代，破除迷信期間，村裡年例不敢游神外，其他年份還從未冷落過菩薩。
林土森樂於看到村民將今年看得特殊一些，就怕村民不緊張。驅散籃球賽時，有村民對村干部的做法不屑一顧，認為空氣很好，運動運動才有益身心，那麼大的一條村，還沒看到有人患病。“沒有吳川人患病，就有人抱著僥幸心理，有些村民，就算是年輕人，都不懂什麼叫一級響應，這相當於是戰爭時期國家拉響的警報呀。”林土森說。
村干部在做疫情防控工作時，先要抓的是提高村民對疫情的認識和重視。“農村工作，最頭疼的是村民素質有待提升，配合度不高。”李土保是村委會的書記，也是那良東村村民，他告訴記者，農歷新年前，村干部就已經接到上級通知，要排查、上報從武漢或者湖北返鄉的人員，再加上市裡衛健委通過火車、高鐵、飛機、長途大巴等途徑摸查到的疫情發生地人員流動情況，形成一份名單，名單下發到各個村委會，村委會和村醫要留意從疫情發生地返鄉人員的身體情況。那良東村的村醫發現一名從湖北回來的外嫁女回村沒多久，她的兒子就發燒了，村干部和村醫如臨大敵，除開將她兒子送去醫院檢測核酸，也要一天上門檢查她的家屬體溫兩次，還要她和家人自我隔離。
但上述外嫁女不太配合，覺得村裡人用異樣眼光看她，她覺得自己應該沒事，被隔離生活也諸多不便。“去量體溫，要跟她吵架，拼的是誰的態度更強硬，很難的。”李土保嘆息道。2月4日，經濟觀察網記者聯系上上述外嫁女，但其未接受采訪。吳陽鎮城建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湛江市的文件要求，只要是從疫情發生地回來的人，都需要被監測體溫14天，該項工作通常由村醫負責，14天內若都體溫正常，再打報告詢問是否停止監測。
那良東村的村醫呂剛已經在村裡當了二十多年的醫生，他能理解被監測體溫的村民的抗拒心理，有的農村人在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間忌諱求醫，覺得晦氣。“但是碰上這麼一個情況，就要面對，耍賴也沒有用，武漢人不更難嗎？”呂剛反問。
盡管碰上一些村民不配合，但李土保覺得，絕大多數村民還是有防範意識的，“今年走親戚的情況起碼減少了80%，剩下的20%是沒有辦法的。”所謂的“沒有辦法”，部分還是跟農村的習俗有關，例如，吳川這邊上一年嫁出去的女兒，要在新一年的正月初二來娘家給叔伯等人拜年，結婚時收了叔伯的禮，拜年時可以還禮。
在呂剛看來，對比2003年SARS時期，盡管有些村民心存僥幸、嫌防控工作麻煩，但整體來看防範意識已經提高了很多，一來跟今次疫情感染的人數較多有關，SARS肺炎時，中國境內最終確診的人數不到6000人，而截至2月4日24時，新型肺炎的感染人數已經將近2.5萬人，傳染範圍比較廣，潛伏期也比SARS肺炎長，全國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都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宣傳有力；二來跟網絡更為發達有關，2003年時，農村消息較為閉塞，但現在村民們動動手指就能在手機上獲得疫情消息。1月31日，經濟觀察網記者在呂剛的診所裡發現，所有在診所裡就醫的村民，均戴上了口罩。
“難受的是剛好碰上春節，不光過年沒什麼趣味，心情從原來的歡喜掉到零下四十度的感覺。”呂剛說道。
春節，原本是農村一年當中最熱鬧的時期，今年春節的農村，一片靜悄悄。
緊缺的資源
農村的防疫工作，常常捉襟見肘。
春節前，那良村委會安排了一個排班表，兩人值一天班，但李土保告訴記者，從大年初一開始，干部們不是在村裡巡邏、勸散村民集聚活動、張貼告示、查看被隔離人員，就是在辦公樓裡開會，沒有所謂的休息時間，人手非常緊缺，“我們才相當於有6個人！”
從編制來看，那良村委會有7人，1個書記，1個副書記，3名支委，1名婦聯主任，還有1名代辦員，代辦員主要負責文書資料的查收、錄入工作，不參與疫情防控。“6個人，要管上萬人，書記差不多專職開會，年初一、初二、初四、初八，到鎮裡開完回來村委會傳達，你想想工作有多難。”一名村干部跟記者感慨道。
2月1日，經濟觀察網記者走訪那良村委會時，發現村路口的“嚴禁外來人員進入本村”的牌子已經倒地，林土森訕訕地過去扶起牌子。2月5日，林土森告訴記者，那界村已經有專人值守路口，但是需要支付報酬，村裡也計劃給值守路口人員配備體溫計，方便隨時監測路人體溫。盡管對於村裡來說，這是一筆開支，但比找不到人員值守路口的情況要好。
而醫療防護用具的緊缺，是村干部、村醫和村民們普遍反饋的問題。“去年年底就布置防疫工作了，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從鎮裡領回一盒口罩，一回來就和幾個伙計分完了。”李土保2月1日向記者反饋道。
“我也怕死，你讓我下戶，走的都是可能有問題的家庭，卻連個口罩都不提供，我自己又買不到，叫我怎麼配合你的工作？”一名村干部反問。
那良西村的村醫則向記者反饋，最好希望能給他們村醫提供防護服，現在的他們擁有的設備就是一個口罩，有的村醫的一次性醫用口罩還是重復使用的，做不到四個小時換一次。
村民也很難買到口罩。呂剛告訴記者，他開的診所，從去年年底就口罩缺貨，問過醫藥商，對方甚至還不確定什麼時候可能有貨。在吳川的農村，重復使用一次性醫用口罩的人比比皆是。
“村民想花10塊錢買一個口罩，都買不到。吳川有個口罩廠，希望政府監督其加班加點生產。如果在路上看到村民不戴口罩就發一個給他，那該多好。”林土森感慨。
經濟觀察網記者從吳川市人民政府官網獲悉，吳川市的粵興勞保用品有限公司目前已經24小時兩班倒地生產，但口罩先供應的是機關單位的一線人員，其次才是群眾。
2月1日，林土森跟李土保商量，想要買一個機器，全村流動性廣播疫情防控知識。“我們力量有限，盡力保一方平安吧。”一名村干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