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看看服務業。沙士時期，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41%，而目前服務業上升到了59.4%， 因此，新疫情對服務業的影響以及對gdp的影響比沙士期間會大很多。我們具體看一些例子：7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春節賀歲電影票房預收落空了；旅遊與超5000億元人民幣的線下春節遊大禮包也落空了。
按照某研究院的測算，由於七部“史上最強春節檔”賀歲片下線、餐飲店關門以及旅遊市場凍結，僅這三個行業在春節黃金周期間所蒙受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一萬億元人民幣。
在沙士時期，由於疫情主要集中在廣州、北京等局部區域，因此，中國基本建設等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制造業生產所受到的影響要小得多，甚至疫情當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還錄得了勁增30%。
然而，新疫情已經蔓延至全國，各省各地的無奈封城、封路以及延遲開工，導致供給端的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通受阻，生產、銷售、回款等正常經營活動也相應受到嚴重幹擾，基建延時與停工以及企業停產與減產大面積化了。
此外還有全球經濟放緩以及外貿環境的收窄，尤其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前提下，如果疫情還得不到有效控制，不排除部分國家和地區出於中國疫情的隔斷考慮，而減少或暫停從中國進口與疫情相關度較大的商品；同時不排除外資企業中止與中方的合作項目，以及外國旅客取消和減少來華旅遊的行程，從而對中國進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帶來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新疫情所形成的邊際沖擊可能更大。
與此相對，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損害主要發生在第一季，而因為受到疫情擴大的影響，中國全年經濟增速“破6”也是大概率的事。
如何應對呢？我們建議如下：
非常時期必須出台與跟進非常對策。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服務行業和受困企業，中國銀保監會已經向金融機構發出了不得盲目抽貸、斷貸和壓貸的明確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向市場投放了1.2萬億元人民幣的流動性，同時下調逆回購利率10個百分點；處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省上市公司、掛牌公司也獲得了免征上市年費和掛牌年費的支持，境外捐贈防控肺炎疫情進口物資也得到了免征進口稅的優惠。但這些顯然還只是應急手段。
我們另外建議如下：
其一、在財政政策方面。
中國政府年度財政赤字率可以考慮從2.8%上調至3%，即增加約2000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支出，以避免疫情導致的財政收入下降對民生和穩增長開支的“擠出效應”，同時加大對疫情嚴重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
另外，在進一步降低增值稅及所得稅的基礎上，允許企業用疫期虧損金額遞減盈利月份的所得稅，並考慮再度削減企業社保費率以及養老、醫療費率的繳納幅度，同時針對疫情影響嚴重的地區企業出台全面性的財政貼息政策。
其二、貨幣政策方面。
可以適當加大寬松口徑，如央行有必要及時性降準降息，最大程度地削減企業的融資成本與財務負擔，並鼓勵開發性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銀行通過再貼現、再貸款、抵押補充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對疫情受損企業提供支持，同時持續引導商業銀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下行，靈活運用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保持流動性供給的充沛。
其三、針對疫情嚴重地區提供精準性和特殊化的信貸便利政策支持。
包括鼓勵但不強制金融機構實施更低的差別化利率，對因疫情導致到期還款困難的企業給予展期或續貸，同時對於所有感染新型肺炎的個人創業擔保貸款進行最大時限的展期，並加大財政貼息的支持力度。
其四、小微企業尤其是受疫情沖擊最大的。
小微服務企業，更應成為政策保護與扶持的重中之重，包括對它們的存量與增量貸款進行階段性免息，同時實施至少半年的免稅優待，並在社保、五險壹金等方面予以優惠補貼，且允許企業根據其自身的經營狀況，靈活決定用工制度與薪資政策。
其五、服務業是肺炎疫情侵害最為嚴重的行業，同時也是疫後恢復最慢的產業，尤其是影視娛樂、休閑旅遊和餐飲住宿三大子行業，而三者對中國國內GDP的貢獻又高達20%有余。因此政策應當理直氣壯地朝著這些重災性板塊進行重點傾斜，並作出特殊惠顧安排。
張銳 經濟學教授 李碩華建築師
陳貴和 基金主席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主席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