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儘管香港的情況似乎開始受到控制,但確診個案仍有可能隨時再大爆發,情況絕對不能輕視。
為了避免疫情擴散,特區政府在諮詢醫學專家後,曾設法在不同地區設立隔離中心設施,但均遭遇地區的強烈反對聲音。
吸收今次疫症的經驗,政府應好好考慮,在正規醫療設施之外,應否需要在某個地區面積、某個人口數目的範圍內,設置合適的隔離中心設施,並配備適當的通風、排污系統等。當在太平盛世時,該等設施也可作合適的社區文娛康樂,或其他公共用途,以善用社會資源。
在目前的一般政府公用建築物中,有醫院,有社區文娛康樂設施,卻沒有一項是類似隔離中心設施的。
香港的城市規劃,其法律地位是在於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s)的刊憲,而在該大綱圖的草擬過程中,很大程度是參考了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 Guidelines)。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內有12個章節,當中的第三章「社區設施」,提倡多元化的社區設施是必須的,以便市民的生活可維持在適當的水平。對不同的社區設施功能,包括醫療設施、教育設施、懲教設施、警區設施、裁判法院設施、消防設施、救護車服務設施、文娛設施、社區會堂及社會福利設施、郵政設施、公眾殮房及殯儀設施,提供了在城市規劃層面的技術性指標規範作參考。而第四章「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當中針對不同類型的康樂設施,例如室內場館、室外康樂場地等等,也提供了不同的規劃指標規範。
但,就是缺少了一項類似目前社會急需的隔離中心設施。故規劃署應該不時檢視其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內容,重新審視現在的城市設計,以配合香港以至世界不斷轉變的國際衛生形勢。
香港從來都是南中國地區的一片福地城市,甚少受到地震、海嘯等天然災害威脅。但可惜,面對病毒疫症一類的災害,由於香港是國際城市,人流、貨流運輸頻繁,故莫說不能倖免,反而更是高危城市。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應當吸取經驗,防範於未燃,預先把有關隔離中心設施列入城市規劃當中,以避免在緊急時,還要處理地區的政治爭拗,白白浪費控制疫情的寶貴時間。
正如不少病毒專家所言,類似或更嚴重的疫症,必定會再重臨,問題只是時間而已。儘管到時已是好幾屆特區管治班子之後的事,與現屆班子無關,但為官者,理應以香港的長遠福祉為首要吧。
葉思進 建築師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秘書長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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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一役,中國根據國情,及時調整防疫策略,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發揮出令世界人民驚嘆的執行力和決心,果斷封城,成功控制疫情,免國民繼續受疫情之苦,這種以13億人民福祉為依歸的治理信念,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甚至可追朔至《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工作總會有做得不足之處,有問題便要改正,避免再犯。但對於國家的成就,亦要予以承認及贊賞。現在國內疫情穩定了下來,反而歐美等更嚴重了,確疹及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國內,對比可知中國與歐美能力及行動效果的差異。
然而,在不少本地網絡討論平臺(連登,高登等)以及社交媒體上,卻有個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一國家的青年,會希望,詛咒自己的國家滅亡。
這是何等的悲哀和難以理解。有一定數目的社會未來主人翁,會想滅亡自己的國家,見本國之國民痛苦。
就等於作爲大型上市公司的股東會希望這間公司虧蝕倒閉一樣,荒唐,難以置信。
仔細研究其不同論調:
有最經不起推敲怪力亂神之説。以左拼右凑,斷章取義地用所謂推背圖解釋新冠肺炎乃滅亡之兆,而這類人往往是最擁抱西方的,鄙視中國的,在民主政制國情等問題高舉西方思想鞭笞中國的不是,但他們的偶像-美英在疫情中的表現太差了,後院起火了。這些人可以詆毀煽動恐慌的時候,卻又用中國的圖籤去預言。他們不是純粹“衛道士”,只是一群在中國問題上為反而反的虛僞之人。
亦有唯制度論者,對西方的制度有著原教旨式的吹捧,且西方已停滯衰竭,中國正在超過他們 。再說,他們不瞭解中國作爲一個多民族,領土疆域廣闊,存在特殊複雜的國情。把抗疫工作中的果斷措施污名化,把封城停工視之為極權手段。將抗疫工作發生的錯誤,完全歸咎於制度之惡。目的不見得是促進國家進步,而是襯出歐美在民主自由的優越。誠然,人類還未到烏托邦的時代,並沒有完美無瑕的制度。他們就像一群蒼蠅,當祖國有一點傷口的時便聞血蜂擁而上。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見得與祖國有血海深仇,但這些年的表現卻勝似有血海深仇。究其根本,我認爲是身份認同存在偏差,未能對中港關係存在正確認識,欠缺對中國歷史的傳承,不了解今日中國的國情。
導致年輕人在不同層面上對中國存在認知真空,並被反對派鉆了空子,建立起對中國的敵意。這個問題是年輕人與政府衝突的内因。
以一名中學生的角度。我認爲身份認同的程度取決于環境。以我的同學爲例,操普通話的同學大多有較强的身份認同而廣東話反之。我相信原因是與長期生活的環境有關,操普通話的同學大多以内地為居住地或父母皆是來自内地。而内地的環境,來自父母的家國情感塑造了這些同學的較強的身份認同感。
反而,在香港的社會環境下,操廣東話的本地同學卻大多具較弱的身份認同,顯示我們在塑造中國身份認同的環境仍有很大進步空間。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例如並不重視中史科,面向中學生的内地學習考察團只流于形式等等。
可悲的是,反對派和被誤導挾持的人們在國民身份認同的問題上越行越遠。反對派經常批評國民教育,中國歷史科是洗腦教育,並有不少人跟著起哄。
要不要歷史科,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説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這樣説: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stroy people is to deny and obliterat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y.
摧毀人民的最有效方法是否認及抹掉他們對自己歷史的理解。
如果政府仍然像鴕鳥一樣,不全面長遠審視建立下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新一代對内地的敵意就像病毒一樣不斷繁殖擴散,等於為反中亂港勢力提供源源不絕的彈藥和輿論高地。
這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不能成爲歷史罪人。
黃學軒 中六學生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青年部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