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一役，中國根據國情，及時調整防疫策略，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發揮出令世界人民驚嘆的執行力和決心，果斷封城，成功控制疫情，免國民繼續受疫情之苦，這種以13億人民福祉為依歸的治理信念，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甚至可追朔至《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工作總會有做得不足之處，有問題便要改正，避免再犯。但對於國家的成就，亦要予以承認及贊賞。現在國內疫情穩定了下來，反而歐美等更嚴重了，確疹及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國內，對比可知中國與歐美能力及行動效果的差異。
然而，在不少本地網絡討論平臺（連登，高登等）以及社交媒體上，卻有個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一國家的青年，會希望，詛咒自己的國家滅亡。
這是何等的悲哀和難以理解。有一定數目的社會未來主人翁，會想滅亡自己的國家，見本國之國民痛苦。
就等於作爲大型上市公司的股東會希望這間公司虧蝕倒閉一樣，荒唐，難以置信。
仔細研究其不同論調：
有最經不起推敲怪力亂神之説。以左拼右凑，斷章取義地用所謂推背圖解釋新冠肺炎乃滅亡之兆，而這類人往往是最擁抱西方的，鄙視中國的，在民主政制國情等問題高舉西方思想鞭笞中國的不是，但他們的偶像-美英在疫情中的表現太差了，後院起火了。這些人可以詆毀煽動恐慌的時候，卻又用中國的圖籤去預言。他們不是純粹“衛道士”，只是一群在中國問題上為反而反的虛僞之人。
亦有唯制度論者，對西方的制度有著原教旨式的吹捧，且西方已停滯衰竭，中國正在超過他們 。再說，他們不瞭解中國作爲一個多民族，領土疆域廣闊，存在特殊複雜的國情。把抗疫工作中的果斷措施污名化，把封城停工視之為極權手段。將抗疫工作發生的錯誤，完全歸咎於制度之惡。目的不見得是促進國家進步，而是襯出歐美在民主自由的優越。誠然，人類還未到烏托邦的時代，並沒有完美無瑕的制度。他們就像一群蒼蠅，當祖國有一點傷口的時便聞血蜂擁而上。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見得與祖國有血海深仇，但這些年的表現卻勝似有血海深仇。究其根本，我認爲是身份認同存在偏差，未能對中港關係存在正確認識，欠缺對中國歷史的傳承，不了解今日中國的國情。
導致年輕人在不同層面上對中國存在認知真空，並被反對派鉆了空子，建立起對中國的敵意。這個問題是年輕人與政府衝突的内因。
以一名中學生的角度。我認爲身份認同的程度取決于環境。以我的同學爲例，操普通話的同學大多有較强的身份認同而廣東話反之。我相信原因是與長期生活的環境有關，操普通話的同學大多以内地為居住地或父母皆是來自内地。而内地的環境，來自父母的家國情感塑造了這些同學的較強的身份認同感。
反而，在香港的社會環境下，操廣東話的本地同學卻大多具較弱的身份認同，顯示我們在塑造中國身份認同的環境仍有很大進步空間。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例如並不重視中史科，面向中學生的内地學習考察團只流于形式等等。
可悲的是，反對派和被誤導挾持的人們在國民身份認同的問題上越行越遠。反對派經常批評國民教育，中國歷史科是洗腦教育，並有不少人跟著起哄。
要不要歷史科，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説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這樣説：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stroy people is to deny and obliterat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y.
摧毀人民的最有效方法是否認及抹掉他們對自己歷史的理解。
如果政府仍然像鴕鳥一樣，不全面長遠審視建立下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新一代對内地的敵意就像病毒一樣不斷繁殖擴散，等於為反中亂港勢力提供源源不絕的彈藥和輿論高地。
這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不能成爲歷史罪人。
黃學軒 中六學生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青年部理事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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