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這些大公園，原來都有一種野生動物「佔山為王」

一隻幼鳥從樹洞裏探出小腦袋、張開小嘴，一隻頭戴羽毛花冠、下半身穿著條紋禮服的大鳥用筷子一樣的長嘴銜著食物，站在樹榦上，把食物送到小鳥嘴裏。

這兩天，玉淵潭公園裏好不熱鬧，一堆長槍短炮，在問候剛孵化出幼鳥不久的北京市二級野生保護動物戴勝一家。

在草地上覓食的戴勝

拍鳥愛好者都很文明，配合著公園廣播和工作人員現場維持秩序，絕沒有人採取投食等不文明的「誘拍」行為，而是規規矩矩地按疫情防控要求，保持1.5米到2米的距離，靜靜地觀察、靜靜地拍攝。難怪野生動物能在城市公園安家。

觀鳥愛好者在拍戴勝一家

「玉淵潭公園戴勝比較多，有40隻左右。也是最近四五年生態越來越好、人們的保護意識越來越強而逐漸增加的。」黑豹野生動物保護站站長李理介紹。

玉淵潭公園裏，戴勝哺育幼鳥

戴勝偏愛玉淵潭，那北京其他幾大公園，又受哪些野生動物的青睞呢？別說，各大公園還真都有主！

「天壇、地壇松樹等古樹多，貓頭鷹就比較多，像縱紋腹小鴞和長耳鴞比較常見；頤和園水面廣，大天鵝遷徙途中會降落在這裏，還有鳳頭鸊鷉，是常住頤和園的居民。」李理介紹。

天壇、地壇公園 縱紋腹小鴞（貓頭鷹）

頤和園的大天鵝

頤和園的鳳頭鸊鷉

景山的樹林密、植被豐富，林鳥烏鶇比較多；北京動物園野生翠鳥多，是因為水域大，和水相連的土坡多，翠鳥喜歡在土堤上築巢；陶然亭和柳蔭公園綠頭鴨多，因為綠頭鴨不僅需要水域，還喜歡蘆葦，綠頭鴨在蘆葦里能築巢能孵化，生活得比較好；北海和紫竹院的鴛鴦比較多，因為這兩個公園水邊的大柳樹比較多，大柳樹樹洞是鴛鴦主要的築巢的地方，小鴛鴦可以從樹洞裏直接跳進水裏跟著大鴛鴦去覓食，不容易受傷；香山公園紅嘴藍鵲很常見，山上的果實、蟲子都是它的食物；南海子公園能看到猛禽，比如鵟；玉淵潭戴勝多，也是因為柳樹多、樹洞多，方便戴勝築巢。

景山公園的烏鶇

北京動物園的翠鳥

陶然亭、柳蔭公園的綠頭鴨

北海、紫竹院的鴛鴦

這些公園能為野生鳥類提供豐富的食物：有水面的魚蝦多，林子大的蟲子多。再加上人們不去打擾傷害野生動物，它們才能在城市裏踏實地安家、舒心地生活。

在北京各大公園裏，有這麼多野生動物和人類共生，市民朋友們以後逛這些公園不妨仔細觀察一下，看看你遇到公園的野生動物「主人」了沒有？在公園裏遇到野生動物，請記得保持距離，欣賞就好！大自然是我們共同的家，善待野生動物就是善待人類自己。

神州快訊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之下，中央文明辦決定，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今年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推動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眼看夜市排檔、飲酒談天的時節就要來到，這波攤販經濟，真的「穩」了？

攤販

攤販經濟歷來是城市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市煙火味的重要標誌，它看似不起眼，卻是關乎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事。

就拿島叔所在的武漢來說，當前，整個城市日趨「蘇醒」，攤販經濟愈發活躍。約上三兩好友到夜市吃小龍蝦、喝啤酒，已是很多市民的消遣必備。

一座城市若沒有攤販，就沒有煙火味，更談不上城市活力。攤販經濟因為經營成本低、無需納稅，被稱為「典型的民生經濟」——雖然對城市的財政增長貢獻寥寥，卻吸納了龐大的就業人口，為市民提供了靈活而多樣化的服務。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活躍經濟，中國各城市一度鼓勵相關單位和市民開牆打洞、擺攤設點。隨著國企下崗潮的到來，擺攤設點也成了下崗工人自謀職業的重要途徑。一些基層地方政府至今還會為弱勢群體提供合法攤點，用於解決其生活困難問題。

隨著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經濟的發展，這一「弱勢群體的營生」近年來又不乏結構變化：島叔做過的一項夜市調查顯示，攤販中的弱勢群體只佔樣本群體的三分之一，不少攤販更願意將自己定義為“生意人”，收入甚至已高於城市平均收入水平。

以攤販經濟為代表的非正規經濟，承擔著某種「社會潤滑劑」的功能，它符合低收入群體和普通百姓的就業需求，也為後疫情時期的社會帶來“彈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通過穩就業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支持餐飲、商場、文化、旅遊、家政等生活服務業恢複發展」。佔道經營、流動商販等業態的「合理生存」，既合於推動消費回升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攤販、農民、中小微企業的生存權與發展權有了更多保障。

餐飲商家接受採訪（圖源：央視新聞）

秩序

既然是「合理生存」，攤販經濟的再度出場，就需配以嚴格管理。

先說城市秩序方面。佔道經營、流動商販近年來對城市秩序造成的影響確實不小。「自由生長」的攤販經濟構成了複雜的“江湖”，不同攤販群體為了爭奪黃金地段和時間，衝突不斷，成了社會治安的“老大難”。

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各地相繼建立城市管理執法隊伍，衛生城市、文明城市創建活動也逐漸成為「經營城市」的重要內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各地不約而同地對攤販採取了“驅趕”政策，城管執法衝突屢屢發生。

當前，城管執法衝突雖然減少，但並不意味著攤販經濟的內在矛盾已經消失。在維持城市秩序與城市活力之間，有關部門依然進退兩難。只不過，無論是城市治理者還是廣大市民，都逐漸認識到了攤販經濟的特殊性，並謀求與之「和平相處」。

比如近年來雙方的「各退一步」：

在攤販經營的時間方面，早上8點前和晚上7點後，在不影響人們正常上下班、且能滿足市民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城市治理者已適當放寬了管理；相較於城市廣場、主要街道等中心區域，流動商販更多在背街小巷長期駐紮，在城市「創文創衛」期間，有經驗的攤販也會主動配合執法部門，不出來“添亂”。

小吃攤佔道，城管執法隊員勸離（圖源：東北網）

針對攤販經濟重出江湖，俠客島微博昨日也發佈了話題，島友留言中有支持，也有不少憂慮：

有人憂心食品安全問題：「小吃攤還用不用地溝油，出現食物中毒誰管？」有人顧及城市交通：“開闢夜市，應規劃好區域，增加汽車停靠流動性，不是發個告示就完。”有人替市容市貌捏起冷汗：“亂擺亂放，烏煙瘴氣，大部分人擺完攤都不搞衛生。”更有常年苦於夜市噪音者心頭一緊：“樓下吃客歡樂了，樓上居民恨得牙痒痒！”

看來，要讓攤販經濟有序發展，既要賦予其合理的存在空間，也要「真刀實槍」地做好長期規制。別“一禁了之”剛走，“放任不管”又來稱霸。

流動餐飲受寵，家長擔心食品安全問題（圖源：華商網）

形勢

攤販管理的根本改變，不僅要靠微觀執法技術來實現，更需要宏觀政策規劃的引導。

當前，疫情給城市服務業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一方面，正規經濟面臨房租、人力成本壓力，在吸引市民消費方面遇到一定阻礙；另一方面，非正規經濟的靈活性日益凸顯，一些攤點因臨近街面、靠近公共空間，更易恢復經營。

此番形勢也給城市精細化管理帶來全新挑戰。此前，針對攤販經濟的管理政策主要由各城市獨立制定，有些城市嚴格限制攤販經營，有些城市持開放政策，多數城市因地制宜、疏堵結合。

中央文明辦提出不將佔道經營、流動商販等列為今年的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對於各城市而言，如何落實這一政策，則需要仔細思量。

如果今年不考核，進而放開攤販經濟，明年又要納入考核，怎麼辦？基層最怕折騰，不僅市政部門無法適應，市民也不適應。因此在非常時期過後，最好還是把治理攤販經濟的主動權交還給各城市。各地結合既有政策及現狀，做出合乎實際的調整，盡量保持政策穩定，才能使「保民生」的初衷落到實處。

此外，這次的政策雖為「因時而變」，但未必不是有關方面反思、改進工作的契機。

「路邊攤」存亡之外，城市管理更應化粗放為精細，化“朝令夕改”為“為長遠計”。歸納總結過往的“槽點”，多講一些整體性、人情化的管理思路。比如，既然要支持流動商販回歸，那建立區域疏導點，有疏有堵，不就能讓城市的毛細血管更發達、也不糟心？

畢竟，只有非正規經濟足夠發達、健康，城市才有活力；只有城市管理的脈搏更穩、更近「人情」，大家才會感受到更多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