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視覺霸權與禁堂食令

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有一間製造蠟燭的工廠生意一落千丈，面臨倒閉。為了挽救工廠，以及聲稱保障過千名工人的生計，於是蠟燭工廠負責人向當時國會議員請願，要求動議及通過全國窗戶都必須拉上布簾，如此一來自然陽光便不能穿透窗戶進入室內供人工作或活動之用。室內長期漆黑一片，人類為了維持日間的生產和活動，對蠟燭的需求便會大大增加，那麼便可實現拯救蠟燭工廠和工人的目標。

可是，只要智力正常的朋友都可以看出這項建議何等荒謬絕倫。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自然陽光是「免費物品」，任何人無須付出代價便可接觸和享受。相反，蠟燭是「經濟物品」，消費者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才可換取蠟燭這個商品。試問誰會希望「捨易取難」，付出額外成本代替人類習以為常的操作，而為的只不過是區區一間蠟燭工廠？

其實這則故事是來自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的著作《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經濟效應》。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類往往只是以視角出發，分析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得失。可是，對於看不見的、抽象的經濟效益，人類便會選擇忽視甚至不加考慮。

以蠟燭工廠為例，因為蠟燭工廠是真實存在的建築物，在內工作的工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類情感上便會想方設法延續蠟燭工廠的生命。可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就算蠟燭工廠倒閉，其工廠的設備、地方可以轉化成其他生產用途，面臨失業的工人可能接受其他培訓後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既然蠟燭工廠在照明市場上已不是不可替代的商品，而投入工廠運作的人手和資源都有可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從社會效益的角度而言，讓工廠倒閉才是更好的選擇。

意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雖然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問題日趨惡化，但是絕大部分人類沒有階級覺醒進而推翻資產階級專權的原因，就是資產階級成功建立兩套「霸權」。一是制度和經濟上對無產階級的壓逼和控制，如生產關係、法律、軍隊等等；一是「文化霸權」，即是由資產階級向廣大社會灌輸價值觀和道德觀，使無產階級獲得「虛假意識」，認同統治階層的理念和價值，以維持及鞏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論」的年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因此資產階級建立霸權的方法，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廣播和教育體制的薰陶。時至今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播的媒介已不限於傳統媒體，社交平台和即時通訊軟件也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媒介多元沒有改變人類賴以接收訊息所用的感官，即是視覺。相反，它讓人類更加重視和信賴一切從眼睛看到的情況及其催生的感覺，進而形成「視覺霸權」。

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黑暴運動中市民從不同渠道接觸的資訊與對事件立場的關係。根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的報告顯示，從傳統媒體如報章、電視接收有關黑暴運動資訊的市民，較有可能是建制派支持者；反之，從社交媒體取得資訊網媒、Facebook、討論區等的，就愈有可能支持甚至參與這場運動，亦較有可能支持反對派。

這項調查說明，人類極度依賴視覺接收訊息，媒體向受眾呈現的資訊，很大程度上左右受眾對某件事件的看法和立場。例如因為網上資訊渠道一般都是反對派的天下，其展示的訊息很多時集中在警方的驅散和拘捕行動，對於暴徒的行為則輕描淡寫或是視若無睹。於是，吸收網上資訊為主的受眾便會傾向同情暴徒及質疑警方，並在政治立場上成為反對派的支持群眾。

因此，不難想像得到，視覺霸權在政府抗疫政策同樣發揮力量。當香港近日疫情愈趨嚴重，政府選擇採納醫學專家的建議，進一步擴大「晚6朝5」的禁堂食令，改為全日禁止堂食，社交網絡便瘋傳基層工友在路邊、巴士總站等地方蹲坐用餐的圖片和短片。眼看此情此景的群眾，考慮到近來天氣炎熱又時晴時雨，加上工友吃飯時非常狼狽，遂產生強烈的憐憫，紛紛批評政府的禁堂食令矯枉過正及過份擾民，要求放寬禁令。

無疑，筆者與所有港人一樣，十分同情工友用餐的不便和尷尬。可是，很多市民看不見的，是政策的原意。透過禁止堂食避免食客長期不帶口罩暴露於新冠病毒的威脅，以減少大規模感染，使疫情盡快受控，讓正常經濟活動重啟及廣大市民盡早回復正常生活，既是禁令的用意，亦是所有港人的願望。

但是，視覺霸權讓大多目睹（不是親歷其境，只不過是隔著冰冷的螢幕）工友慘況的市民遺忘禁令和抗疫的目的和意義。為了十多萬工友一、兩個星期午饍時的不便，寧願捨棄七百五十萬名市民的健康和福祉。（而最諷刺的是聲稱抗疫第一的特區政府和專家團隊最終也妥協就範！）這種自相矛盾現象出現的原因，正是視覺霸權讓我們產生對即時的、實在的負面情況容易產生感情和共鳴，同時對於看不見的政策效果，例如有多少人因此而避免感染、挽救多少市民的生命、控制疫情對經濟的好處、對許多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等，則全然忽略或根本沒有考量。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最近就全球如何對抗疫情發表看法，他指出抗疫成敗的關鍵是「作出艱難決定以保障人類免於病毒侵害的意願」。毫無疑問，禁堂食令正是香港政府的艱難決定之一。限制市民在餐廳用膳的自由，連同對飲食業的生意打擊，的確對不少市民而言是不便和痛苦的。市民可以質疑禁堂食令的成效，也可以要求政府推出其他補救措施以減少政策帶來的副作用，但是不代表應該以「望圖生義」的感情或情緒左右更為重要的抗疫工作。

成熟的網絡發展，讓人類縱容視覺霸權的趨勢變得不可逆轉。但是當人類愈是相信和依賴視覺帶來的訊息和感受，而對看不見的則不加思索，正正墮入操弄媒介，建立文化霸權之人和勢力的圈套。我們必須記得，霸權的存在，是服務其制度和利益，而不是人類的福祉。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的納粹主義者希特拉成功掌權，逐漸暴露對外擴張的野心，先是重振國內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以優化武備，為發動對外戰爭打下基礎。繼而吞併鄰近、且以日耳曼民族為多數的國家，如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等等。這位納粹暴君，已經成為歐洲甚至整個世界的一大威脅。

當時，歐洲出現兩股應對希特拉野心的思潮。一種是以英國首相張伯倫及法國為首的「綏靖政策」，認為希特拉只不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其侵略行為是希望為因一戰戰敗而遭受巨大懲罰的德國「討回公道」。因此，只要德國不發動全面戰爭，任何希特拉提出的要求也都盡量配合和妥協。
至於另一種想法，以後來的英國首相丘吉爾為首的，就是認為納粹德國是極其危險的政權。他們一步一步的侵略行為，早晚會變成對整個歐洲發動戰爭。因此，面對希特拉的野心，不但不可輕易妥協，還要主動迎擊，支持已被或將會被德國攻擊的國家。

由於1939年，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年，張伯倫仍然大權在握，所以造就希特拉以「閃電戰」極速向外擴張，在短時間內接連佔據波蘭、荷蘭、比利時等國。即使是歐洲大國的法國，也在這些孤軍作戰下與德國簽訂和戰協議投降，納粹勢力幾乎控制整個中、西歐。

歐洲大陸陷入一片火海，對抗德軍的勢力節節敗退下，張伯倫飽受千夫所指而被逼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主張強硬應對德國的丘吉爾。當然，由於英德實力存在差距，英國在交戰時苦頭不少，死傷不計其數，但也不至於淪落至堂堂大國舉手投降的尷尬。在同盟國如美國、中國、蘇聯等大國的互相協作下，最終戰勝大魔頭納粹德國。

這段經典的歷史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敵人愈是來勢洶洶，志在必得，我們便要更加穩守崗位，奮力抗戰。希特拉在全面戰爭前的各種軍事行動，除了因為政治野心，也是用作測試當時國際社會各大領袖的反應。當英、法之流的強國「隻眼開隻眼閉」，默許和縱容侵略行為，無疑給了希特拉這個野心家更大的信心，導致最終全個歐洲遭受戰火摧殘的局面。

既然敵人看到自己愈是退縮，便愈是大膽，所以面對強大的敵人，便要學習丘吉爾的精神，戰鬥到底（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由於現時疫情惡化，有部分社會人士憂慮9月的立法會選舉無法順利進行，於是提出押後選舉的想法。筆者認為，如果屆時疫情持續肆虐，政府無法保障市民安危的話，出於健康理由而延期實是無可奈何。

然而，若然有部分人士只是以疫情為藉口，懼怕建制選舉不利為實而希望延期，其實只會適得其反，進一步重創建制的士氣和成績。

試想想，政府在沒有醫學權威的支持或實證下貿易宣布押後選舉，反對派一定群起攻之，質疑政府另有政治企圖，反而更加有助刺激和動員黃絲投票，甚至一些沒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中間派也會受到煽動而傾向反對派。

相反，由於輿論上處於劣勢，建制派的支持者亦容易產生「避其鋒芒」的心理，在士氣上先輸一著。部分支持者可能更會覺得「大局已定」而不會積極參與投票。

沙士比亞的名句是：To be or not to be。這個時候，對於建制派乃至整個香港的存亡時刻，也許就是「奮戰還是避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