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問，為何TikTok離不開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積極封殺多間中國龍頭科技公司，其中最廣受曯目的就是以「洩露美國用戶資料為由」，限制海外版抖音TikTok在美國進行業務。面對嚴峻的經營危機，TikTok選擇「壯士斷臂」，爭取在9月中前出售北美業務。

美國此等行為，固然是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名義上保護國民私隱，實際上是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及讓特朗普繼續炒作中國議題換取選票，引來不少KOL及時事評論員的猛烈抨擊。然而，在愛國情緒和捍衛自由市場的角度之外，沒有太多人嘗試理解TikTok不惜壯士斷臂也要進軍和維持美國市場的原因。

尤記得當年國家禁止國內用戶使用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不過是爭取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建立友好關係，甚至邀請習主席替其中美混血女兒改中文名，試圖以私人交情換取中國政府的寬待，也不願出售Facebook在中國的業務利益或是按照中方的要求過濾敏感資訊換取在中國生存。如今TikTok的做法，明顯是與眾不同的。

事實上，美國業務不是TikTok的主要市場。TikTok 全球用戶高達8億，可是北美市場用戶數卻不足4000萬，即是美國用戶佔比不及5%。從收益而言，TikTok盈利高達1.7億美元，而美國市場的貢獻大約是3000多萬，也不過是五分一左右。即使TikTok全面退出美國市場，其實也不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只要未來發展得宜，加上亞洲、南美和歐洲三大板塊的業務利潤維持增長，已經足以讓集團繼續營運。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現時美國政府逼迫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出售程式的美國業務，意味著即使將來美國版本的TikTok利潤何等豐厚、經營何等風光，TikTok也不可分一杯羹，於其業績實無用矣。

雖然美國不是TikTok最重要的市場，但是並不代表美國市場沒有重要性。美國市場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如果美國政府容許TikTok繼續營運，那麼美國在全球的各個盟友便毋須礙於美國政府的壓力或是游說下與TikTok劃清界線，有利TikTok的發展。

鑑於數月之前中國與印度爆發邊境衝突，印度群眾民族情緒高漲，加上美國的推波助瀾，印度總理莫迪宣布將幾個中國的手機應用程式下架，其中一個正是TikTok。此外，「五眼聯盟」的成員國之一澳洲，據報也因應所謂的洩密風險而有意禁止TikTok在澳洲市場的運作。

其實，明眼人都知道，印度、澳洲等國是印太地區協助美國制衡中國的主要力量，美國政府手指一動便可影響兩國的對華立場。可是，美國政府的厲害之處，不獨是對個別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是全球多區、多國都被逼服膺於美國勢力，不時有國家為了迎合美國的利益而調整外交立場。對於TikTok而言，失去任何一、兩個國家的市場不會造成沉重打擊，但是如果失去的是美國市場，恐怕全球將會出現「骨牌式」打壓潮，屆時失去的便會是大部分的海外收益，甚至威脅企業的存亡了。

當然，除了希望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以產生「上行下效」的作用，保障美國以外的市場利益之外，更加重要的是，這是挑戰過去一百年以來，西方白人主導全球文化和價值的一次嘗試。

美國的強大，不單單是傲視全球的經濟實力，也不是首屈一指的軍事力量，亦是積極向外輸出軟實力如文化、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等，讓世人潛移默化地認同美國，鞏固美國的全球利益。時至今日，高端科技產品及奢侈品如手機、電腦、汽車；娛樂文化如應用程式、電影、游戲；飲食習慣如快餐店、汽水、零食無一不是由美國主導或是有著濃厚的美國影子。

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著作《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便提出階級與消費的關係。由於社會存在階級，而人類是有能力察覺階級的分別，社會階班較低的人對於上流人士的生活有著好奇和追求，因此前者會熱切透過消費模仿後者的生活方式和品味，進而成為對上流文化和價值的認同和崇拜。

如果將世界看成一個社會，處於社會的頂點的，肯定就是成功建立全球霸權的美國。世界各國許多人民仰望著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嘗試模仿和消費其文化意涵，並打從心底相信美國價值。因此，能夠影響美國人民的商品，便會同樣是風摩全球、並且具備文化輸出力量的商品。

雖然TikTok在美國市場的用戶只是佔該國十分一的人口，但是用戶年齡層以18-45歲為主，青少年的用戶人數亦在持續上升，即是現時和未來的美國年輕人都很有可能受到TikTok影響，並影響著全球年輕人的娛樂習慣，甚至改變現時稱霸全球的西方白人意識形態。

在經濟實力上，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早已是多數經濟專家及社會學者的共識，問題只是在於時間。然而，若然中國希望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絕不是單純強大的經濟力量便可成事，軟實力同樣不可或缺。可是，過去百年以來，由美國主導的西方白人意識形態已經根深蒂固，中國要挑戰甚至扭轉局面，不得不從結合科技和娛樂功能的TikTok起步，由影響美國年輕一代，進而瓦解美國單向對外輸出文化、影響價值理念的固有模式。當美國價值的支配能力減弱，屆時全球的利益分配和世界秩序便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然，美國不是省油的燈，不會坐以待斃，所以現在才會逼迫TikTok出售美國業務，以便至少在美國的範圍內，美國用家從程式當中所感受和聯想到的「中國味道」可以減至最低，打擊中國軟實力的輸出力量。

現時不少人將中美角力和商業糾紛，歸咎於狂人總統特朗普「好事多磨」，不過，即使沒有特朗普，相信美國政府對中國關鍵企業的打壓也不會全然消失。因為在1980年代，日本的東芝公司面對類似的情況。

用作生產科技產品如電腦、電話、相機的半導體在1980年代出現激烈的市場競爭。原本半導體技術落後的日本，在政府的支持和民間企業同心協力進行突破性研究下，在80年代初期開始大量出口，到1985年，全球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佔有一半，出口量更與美國平起平坐。至於美國的大型半導體生產公司，如英特爾、國家半導體公司等則分別錄得盈利倒退甚至虧損。

面對日本在科技領域上的威脅，假如美國棄械投降，就等同讓日本控制美國的電子產品市場，進一步助長當時經濟發展的日趨勢頭強勁日本的影響力。於是美國政府便如今天一樣使出制裁牌，針對日本最大型的半導體生產公司東芝。

當時美國政府制裁東芝的理由，是因為日本與美國曾經簽訂冷戰協議，對蘇聯實施禁運，但東芝公司在1982年違反有關協定，向蘇聯輸出有助製造核武的工具。雖然東芝公司並非協議國內唯一違反有關條款的公司，但是美國當然不會錯過任何可以打擊日本半導體出口和發展的機會。

在東芝受創，加上美國強逼日本開放半導體進口市場，以及因廣場協議造成日元匯價大幅升值減少出口優勢，90年代開始日本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佔有率只有高峰時期的30%。時至今時今日，日本已經不能在任何科技領域上對美國產生明顯的威脅。

這則例子說明，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霸權地位，是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的挑戰。只要美國認為某國產生威脅，動搖美國的領導地位，便會不擇手段地將之狠狠打擊。TikTok這刻的委曲求全，以犧牲美國市場為代價以維護全球其他市場的利益，並以科技結合娛樂的方式嘗試影響全球青年朋友的習慣、口味和價值理念，已經是這間未來可能成為全球用戶最多、影響最大的影音分享平台在此刻的最大生存空間和最佳發展策略了。

這場背後是中美角力而引發科技和商業爭議，是一場零和遊戲，中國想以TikTok作為挑戰霸權的利刃，美國則想永久保持皇者地位。只要一日中美的關係緊張，類似的糾紛便只會無限出現。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有一間製造蠟燭的工廠生意一落千丈，面臨倒閉。為了挽救工廠，以及聲稱保障過千名工人的生計，於是蠟燭工廠負責人向當時國會議員請願，要求動議及通過全國窗戶都必須拉上布簾，如此一來自然陽光便不能穿透窗戶進入室內供人工作或活動之用。室內長期漆黑一片，人類為了維持日間的生產和活動，對蠟燭的需求便會大大增加，那麼便可實現拯救蠟燭工廠和工人的目標。

可是，只要智力正常的朋友都可以看出這項建議何等荒謬絕倫。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自然陽光是「免費物品」，任何人無須付出代價便可接觸和享受。相反，蠟燭是「經濟物品」，消費者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才可換取蠟燭這個商品。試問誰會希望「捨易取難」，付出額外成本代替人類習以為常的操作，而為的只不過是區區一間蠟燭工廠？

其實這則故事是來自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的著作《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經濟效應》。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類往往只是以視角出發，分析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得失。可是，對於看不見的、抽象的經濟效益，人類便會選擇忽視甚至不加考慮。

以蠟燭工廠為例，因為蠟燭工廠是真實存在的建築物，在內工作的工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類情感上便會想方設法延續蠟燭工廠的生命。可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就算蠟燭工廠倒閉，其工廠的設備、地方可以轉化成其他生產用途，面臨失業的工人可能接受其他培訓後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既然蠟燭工廠在照明市場上已不是不可替代的商品，而投入工廠運作的人手和資源都有可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從社會效益的角度而言，讓工廠倒閉才是更好的選擇。

意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雖然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問題日趨惡化，但是絕大部分人類沒有階級覺醒進而推翻資產階級專權的原因，就是資產階級成功建立兩套「霸權」。一是制度和經濟上對無產階級的壓逼和控制，如生產關係、法律、軍隊等等；一是「文化霸權」，即是由資產階級向廣大社會灌輸價值觀和道德觀，使無產階級獲得「虛假意識」，認同統治階層的理念和價值，以維持及鞏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論」的年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因此資產階級建立霸權的方法，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廣播和教育體制的薰陶。時至今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播的媒介已不限於傳統媒體，社交平台和即時通訊軟件也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媒介多元沒有改變人類賴以接收訊息所用的感官，即是視覺。相反，它讓人類更加重視和信賴一切從眼睛看到的情況及其催生的感覺，進而形成「視覺霸權」。

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黑暴運動中市民從不同渠道接觸的資訊與對事件立場的關係。根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的報告顯示，從傳統媒體如報章、電視接收有關黑暴運動資訊的市民，較有可能是建制派支持者；反之，從社交媒體取得資訊網媒、Facebook、討論區等的，就愈有可能支持甚至參與這場運動，亦較有可能支持反對派。

這項調查說明，人類極度依賴視覺接收訊息，媒體向受眾呈現的資訊，很大程度上左右受眾對某件事件的看法和立場。例如因為網上資訊渠道一般都是反對派的天下，其展示的訊息很多時集中在警方的驅散和拘捕行動，對於暴徒的行為則輕描淡寫或是視若無睹。於是，吸收網上資訊為主的受眾便會傾向同情暴徒及質疑警方，並在政治立場上成為反對派的支持群眾。

因此，不難想像得到，視覺霸權在政府抗疫政策同樣發揮力量。當香港近日疫情愈趨嚴重，政府選擇採納醫學專家的建議，進一步擴大「晚6朝5」的禁堂食令，改為全日禁止堂食，社交網絡便瘋傳基層工友在路邊、巴士總站等地方蹲坐用餐的圖片和短片。眼看此情此景的群眾，考慮到近來天氣炎熱又時晴時雨，加上工友吃飯時非常狼狽，遂產生強烈的憐憫，紛紛批評政府的禁堂食令矯枉過正及過份擾民，要求放寬禁令。

無疑，筆者與所有港人一樣，十分同情工友用餐的不便和尷尬。可是，很多市民看不見的，是政策的原意。透過禁止堂食避免食客長期不帶口罩暴露於新冠病毒的威脅，以減少大規模感染，使疫情盡快受控，讓正常經濟活動重啟及廣大市民盡早回復正常生活，既是禁令的用意，亦是所有港人的願望。

但是，視覺霸權讓大多目睹（不是親歷其境，只不過是隔著冰冷的螢幕）工友慘況的市民遺忘禁令和抗疫的目的和意義。為了十多萬工友一、兩個星期午饍時的不便，寧願捨棄七百五十萬名市民的健康和福祉。（而最諷刺的是聲稱抗疫第一的特區政府和專家團隊最終也妥協就範！）這種自相矛盾現象出現的原因，正是視覺霸權讓我們產生對即時的、實在的負面情況容易產生感情和共鳴，同時對於看不見的政策效果，例如有多少人因此而避免感染、挽救多少市民的生命、控制疫情對經濟的好處、對許多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等，則全然忽略或根本沒有考量。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最近就全球如何對抗疫情發表看法，他指出抗疫成敗的關鍵是「作出艱難決定以保障人類免於病毒侵害的意願」。毫無疑問，禁堂食令正是香港政府的艱難決定之一。限制市民在餐廳用膳的自由，連同對飲食業的生意打擊，的確對不少市民而言是不便和痛苦的。市民可以質疑禁堂食令的成效，也可以要求政府推出其他補救措施以減少政策帶來的副作用，但是不代表應該以「望圖生義」的感情或情緒左右更為重要的抗疫工作。

成熟的網絡發展，讓人類縱容視覺霸權的趨勢變得不可逆轉。但是當人類愈是相信和依賴視覺帶來的訊息和感受，而對看不見的則不加思索，正正墮入操弄媒介，建立文化霸權之人和勢力的圈套。我們必須記得，霸權的存在，是服務其制度和利益，而不是人類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