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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仍在無謂爭拗,又一城市迎頭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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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仍在無謂爭拗,又一城市迎頭追趕

2020年09月08日 14:09 最後更新:14:13

之前,我寫了香港與上海的競爭故事。

上周,我講了深圳與香港的競爭,用了不足40年的時間超越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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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八大關

青島八大關

這周,再將視野放遠一些,還有一個同為海洋城市、地處北方的青島,正以香港為標杆,埋頭苦幹跑步追趕。

青島八大關

青島八大關

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

過去我們提起改革開放的標杆城市,眼光總是往南看,以長江劃線“南放”“北守”。

也就是說,北方與南方相比在發展上存在著差距,借用青島領導人的說法:

      總體發展活力不足,是因為改革不足;
      改革不足,是因為開放倒逼的力量不足;
      開放倒逼的力量不足,是因為開放的支點支撐力不足。

深圳引領了珠江流域的開放發展,上海引領了長江流域的開放發展。

青島在總結了深圳、上海兩大經濟一體化區域優勢後,迅速尋找自身的定位。

定位一,打造中國長江以北地區國家縱深開放新的重要戰略支點。

以山東半島城市群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區,發揮在黃河流域的發展龍頭作用,特別是借助港口門戶城市的優勢,形成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新格局。

定位二,發揮青島在推動國內大循環中的雙節點作用。

青島既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又是北方第三大城市,是黃河流域九省區的經濟出海口,從經濟地理上,可以說正處在中國經濟南北東西大循環的“雙節點”。

一旦打通南北、東西互濟的迴圈,可以預見,一是可以擴大內需,二是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南北、東西的區域均衡發展。

定位三,建設中國北方新一輪高品質發展的創新基地。

青島原有工業門類齊全,場景豐富的優勢,加快發展新一代資訊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13條產業鏈,已經聯合華為、騰訊、科大訊飛、商湯科技等十五家頭部企業,重點打造中國人工智慧應用與服務產業高地。

依託中國第一、世界三大工業互聯網平臺之一的海爾卡奧斯工業互聯網平臺,打造世界工業互聯網之都。

依託已經形成的50萬輛新能源汽車產能,打造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

定位四,推動膠東半島經濟圈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

青島著力推動的由青島、煙臺、威海、濰坊、日照五市組成的膠東經濟圈,擁有3200萬人口、3萬億的經濟總量,經濟總量占山東省的42%、占黃河流域九省區的13%,擁有完備、雄厚的產業體系,具有極強的創新能力,且自古以來都是黃河流域的經濟出海口。

無論是經濟體量、區位優勢還是戰略價值,膠東經濟圈都具備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的潛質。

定位找準了,方向也就有了。

我為什麼要提及青島?

因為青島的地理面積和城市人口,與香港相仿,都是中國沿海的重要中心城市、國際性港口以及國際航運樞紐。

雖然GDP不及香港的一半,還有很大差距,但青島經濟發展後勁足,僅2019年,投資增長21.6%,增速位居全國35個大城市第一位。

青島將是引領黃河下游區域的中心城市,是繼珠江流域、長江流域後又一新的區域經濟增長圈,一旦形成了航運中心、創科中心,金融中心必定會隨之起舞。

目前,香港政府以及社會一些有心人士,正在思考如何借助國家制定“十四五”規劃之際,為香港要提出有建設性的願景。

我認為,青島的做法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是緊緊與國家戰略聯繫在一起。

青島主動同中央提出,建設“上海合作組織”示範區,打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平臺。

“上合”組織起源於上海,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已經有8個成員國、4個觀察員國、8個對話夥伴,成為一個重要的的永久性政府間國際組織。

青島爭取成為“上合”組織示範區,迅速將其國際影響力推上新平臺。

“上合”國家雖然不是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卻是“一帶一路”西向的主要國家,合作得好可以打造青島特色的國際舞臺。

世界經濟秩序在重構,誰能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速調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並確定自己的獨特價值,誰就擁有了對未來產業發展的我們正努力營造創新發展的生態。

二是緊緊抓住地緣經濟發展機遇。

珠江、長江兩大區域經濟體實行改革開放早,相對比較成熟,下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必將是移向北方地區。

青島與上海、深圳都是臨海的東部城市,有些發展模式可以複製,但是地緣條件不同,必須大膽作出具北方地區特色的發展謀劃。

尤其是在“大循環、雙迴圈”新發展格局中,青島看中了這一難得的機遇,借助北方地區將迎來一個“補課式”的較快增長期,使自身跨上一個新的台階。

這種機遇觀,很值得香港政府參照。

三是緊緊依託原有基礎,大膽與創新發展結合起來。

過去一提起青島大家只是想起“青島啤酒”,其實青島有不少具國內外知名的製造業實體,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鏈、行銷鏈、技術鏈。

但青島不滿足於此,積極創造條件,有目標地築巢引鳳。

僅2019年,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增長24%;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增長26.8%。

創投風投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已吸引備案私募基金656只、增長42.6%,管理基金規模達1000億元、增長33.8%。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的嚴重影響下,經濟仍然實現正增長,高於全國1.7個百分點;在建項目比去年同期增長40%。

這一切,可以作為這個城市創新活力的一個註腳。

青島,遠在北方的一個海港城市,正待揚帆遠航。

香港,曾比喻為東方明珠的一個國際城市。

在下一輪的龜兔賽跑中,香港的對手已經不是深圳、上海了,但也不要輸給目前GDP不及香港一半的青島吧?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了,它承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印記。

1984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攝影:袁芩/fotoe)

1984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攝影:袁芩/fotoe)

2020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

2020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

深圳與香港毗鄰,也是由小漁村發展為大都市,是中國南方的金融、創科、製造業中心之一。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時,深圳的GDP還不到香港的一個零頭,到了2017年,深圳的總GDP超過兩萬億人民幣,現在更把香港甩到了身後。

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深圳擁有8家,營業額與數量都居全球前20位,同時還擁有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大疆、等一大批國際知名企業。

創造奇跡的深圳,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更得益于鄧小平先生對深圳高瞻遠矚的思想引領。

深圳人每談起鄧小平,都滿懷無限敬意地稱其為“鄧公”。

特別是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巡到深圳,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再動員的講話,其中最著名的警句有:

    “不爭論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發展就是硬道理
    “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人類共有的
    “誰不改革誰下臺

這些警句至今仍是我們深化改革的座右銘。

鄧公話語不多,不爭論最震耳發聵!特別是在我國發生了北京風波,西方一些國家對我政治施壓和經濟制裁,國內一些人對改革何去何從產生了爭議。

鄧公以“不爭論”重新把舵改革的巨輪,並確定了保持社會穩定的戰略部署。

什麼是“不爭論”?

鄧小平先生在“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不爭論”,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這段話把“不爭論”的理由講得十分清楚,就是反對無謂的、空洞的爭論,勸告全國人民要堅持“不爭論”為改革開放的思想紅線,以務實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中“殺出一條血路”。

為此,鄧小平在推動這一偉大事業時,眼睛死死盯著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機遇,埋頭苦幹把我國推上了小康臺階。

如果當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拖到今天的國際大環境,特別是虎視眈眈的川普時代,中國想搞改革開放也會被遏制在搖籃中。

在回歸前,香港在港英殖民主義者的眼中只是一個遠東港,地理上它太遙遠,在管治上港英以維持社會的基礎運轉就可以。

當時,港督嘴上經常掛著一句口頭語,政治歸我們做的事,生意是你們(指香港商人)做的事,言下之意是香港人對政治少議論,儘管發財去吧。

在這樣的管治信條下,香港從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特別是隨著內地改革開放,也給香港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從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轉型,由製造業中心向服務業中心轉型 ,成功創建了香港以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為主體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視窗和橋樑。

但近十多年,香港沉迷於所謂“雙普選”的政治狂熱中,整個城市陷入了不無休止的爭拗,兩次的政改失敗以及一次政改邁小步,已讓社會內部耗盡了正能量。

所謂爭取“雙普選”未見其利,卻先見其害。

      其害一,香港號稱亞洲“四小虎”的名稱已經不現,新加坡、韓國等競爭對手已經超越,GDP逐漸落後於內地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正在弱化。

      其害二,“一國兩制”的制度以及理論正待全面、完整地建立,但破壞“一國兩制”的力量卻快速形成,社會大眾無法分辨“民主”與發展的相互關係,歪理邪說嚴重侵蝕香港的良好制度。

      其害三,崇拜西方自由主義,一部分人為達政治目的,強調“兩制”來“拒中抗共”,這類謬論已深入到教育、法律、輿論等方面,出現了一批主張“港獨”、分裂國家的群體。這些毒瘤在滋生蔓延,後患無窮。

      其害四,受反對派逢中必反的影響,政府害怕反對聲音而逐漸弱化管治,土地造房被利益集團捆綁,創科產業雷聲大雨點小,服務業滑落引發經濟衰退,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也受到嚴重阻礙。

面對昏鈍的局面,我們沒有靈丹妙藥,只有循鄧公所指,“不爭論”、“不折騰”,這條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應該成為香港社會的戒律,尤其是精英階層、政府管治團隊要帶頭做到,否則香港沒有前途,只會加快沉淪。

首先,“不爭論”要有變革決心。

對於阻礙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陳規舊習,特區政府要敢於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特別是革除一些繁文縟節的“程序”。

如土地房屋供給方面,現在要經過幾十道的審批關卡,發展商要經歷年才能拿到土地開發准許證,市民盼望上樓可說是望眼欲穿。

政府要下決心變革一切不合理的、實踐證明已過時的“程序”,探索一條適合香港發展而公平的模式。

其次,“不爭論”要有政治擔當。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任何議題都會有各種非議,正確的、善意的要吸納,對於一些搗亂的、古惑人心的,要頂得住壓力,果斷處置。

尤其是出現正反矛盾衝突時,管理階層不能自比是拔河的第三隊,而應該當好裁判,成為規則的制定者。

許多事情不是社會辯論、民意諮詢、平衡各派可以解決,而是要拿出勇氣做政治決定,否則社會紛爭不息,混亂不停。

再次,“不爭論”要因勢而動。

鄧公敢於提出“不爭論”,是因為他有順大勢而掀波瀾的氣魄,有引領中國突“圍”而出的決斷。

政商界也要敢於突“圍”而出,投身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中。

在發展中問出路,在發展中畫藍圖。

深圳四十年的改革發展歷程,是遵循鄧公“不爭論”的遺訓,上下齊心“殺出一條血路”走過來的。

比照深圳,香港要走出紅海,也不要忘了鄧公的醒世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