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改革警言，香港人要聽懂弄明

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了，它承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印記。

1984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攝影:袁芩/fotoe)

2020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

深圳與香港毗鄰，也是由小漁村發展為大都市，是中國南方的金融、創科、製造業中心之一。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時，深圳的GDP還不到香港的一個零頭，到了2017年，深圳的總GDP超過兩萬億人民幣，現在更把香港甩到了身後。

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深圳擁有8家，營業額與數量都居全球前20位，同時還擁有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大疆、等一大批國際知名企業。

創造奇跡的深圳，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更得益于鄧小平先生對深圳高瞻遠矚的思想引領。

深圳人每談起鄧小平，都滿懷無限敬意地稱其為“鄧公”。

特別是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巡到深圳，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再動員的講話，其中最著名的警句有：

    “不爭論”；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發展就是硬道理”；
    “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人類共有的”；
    “誰不改革誰下臺”。

這些警句至今仍是我們深化改革的座右銘。

鄧公話語不多，“不爭論”最震耳發聵！特別是在我國發生了北京風波，西方一些國家對我政治施壓和經濟制裁，國內一些人對改革何去何從產生了爭議。

鄧公以“不爭論”重新把舵改革的巨輪，並確定了保持社會穩定的戰略部署。

什麼是“不爭論”？

鄧小平先生在“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不爭論”，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這段話把“不爭論”的理由講得十分清楚，就是反對無謂的、空洞的爭論，勸告全國人民要堅持“不爭論”為改革開放的思想紅線，以務實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中“殺出一條血路”。

為此，鄧小平在推動這一偉大事業時，眼睛死死盯著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機遇，埋頭苦幹把我國推上了小康臺階。

如果當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拖到今天的國際大環境，特別是虎視眈眈的川普時代，中國想搞改革開放也會被遏制在搖籃中。

在回歸前，香港在港英殖民主義者的眼中只是一個遠東港，地理上它太遙遠，在管治上港英以維持社會的基礎運轉就可以。

當時，港督嘴上經常掛著一句口頭語，“政治歸我們做的事，生意是你們（指香港商人）做的事”，言下之意是香港人對政治少議論，儘管發財去吧。

在這樣的管治信條下，香港從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特別是隨著內地改革開放，也給香港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從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轉型，由製造業中心向服務業中心轉型 ，成功創建了香港以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為主體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視窗和橋樑。

但近十多年，香港沉迷於所謂“雙普選”的政治狂熱中，整個城市陷入了不無休止的爭拗，兩次的政改失敗以及一次政改邁小步，已讓社會內部耗盡了正能量。

所謂爭取“雙普選”未見其利，卻先見其害。

      其害一，香港號稱亞洲“四小虎”的名稱已經不現，新加坡、韓國等競爭對手已經超越，GDP逐漸落後於內地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正在弱化。

      其害二，“一國兩制”的制度以及理論正待全面、完整地建立，但破壞“一國兩制”的力量卻快速形成，社會大眾無法分辨“民主”與發展的相互關係，歪理邪說嚴重侵蝕香港的良好制度。

      其害三，崇拜西方自由主義，一部分人為達政治目的，強調“兩制”來“拒中抗共”，這類謬論已深入到教育、法律、輿論等方面，出現了一批主張“港獨”、分裂國家的群體。這些毒瘤在滋生蔓延，後患無窮。

      其害四，受反對派逢中必反的影響，政府害怕反對聲音而逐漸弱化管治，土地造房被利益集團捆綁，創科產業雷聲大雨點小，服務業滑落引發經濟衰退，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也受到嚴重阻礙。

面對昏鈍的局面，我們沒有靈丹妙藥，只有循鄧公所指，“不爭論”、“不折騰”，這條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應該成為香港社會的戒律，尤其是精英階層、政府管治團隊要帶頭做到，否則香港沒有前途，只會加快沉淪。

首先，“不爭論”要有變革決心。

對於阻礙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陳規舊習，特區政府要敢於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特別是革除一些繁文縟節的“程序”。

如土地房屋供給方面，現在要經過幾十道的審批關卡，發展商要經歷年才能拿到土地開發准許證，市民盼望上樓可說是望眼欲穿。

政府要下決心變革一切不合理的、實踐證明已過時的“程序”，探索一條適合香港發展而公平的模式。

其次，“不爭論”要有政治擔當。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任何議題都會有各種非議，正確的、善意的要吸納，對於一些搗亂的、古惑人心的，要頂得住壓力，果斷處置。

尤其是出現正反矛盾衝突時，管理階層不能自比是拔河的第三隊，而應該當好裁判，成為規則的制定者。

許多事情不是社會辯論、民意諮詢、平衡各派可以解決，而是要拿出勇氣做政治決定，否則社會紛爭不息，混亂不停。

再次，“不爭論”要因勢而動。

鄧公敢於提出“不爭論”，是因為他有順大勢而掀波瀾的氣魄，有引領中國突“圍”而出的決斷。

政商界也要敢於突“圍”而出，投身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中。

在發展中問出路，在發展中畫藍圖。

深圳四十年的改革發展歷程，是遵循鄧公“不爭論”的遺訓，上下齊心“殺出一條血路”走過來的。

比照深圳，香港要走出紅海，也不要忘了鄧公的醒世警言！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美國企業在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3個敏感科技領域對華（包括港澳）投資。

而據路透社等外媒報導，英國正在考慮是否跟進這一制裁。

後期是否會有更多西方陣營國家加入，尚未可知。

無獨有偶，美國基於2020年的制裁名單，正式決定禁止香港特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雖然港府與國家外交部都表示強烈反對，但這一系列舉動造成的「寒蝉效应」正在香港業界蔓延。

制裁一道一道頒布，給本就亟待復甦的香港商界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香港不少從事對外貿易的業界人士都不由得擔憂國際外部營商環境日趨嚴峻。

然而，事態是否真的有各位持份者所擔憂得那般嚴重？

僅就本次制裁令來看，首先應該承認美國禁令對香港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香港與美國經貿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現在是香港最大的服務貿易輸出目的地（超過中國內地），和第二大的服務貿易輸入來源地。

過去美制裁中國內地，還留有香港這個通道，但近期禁令的要害是謀求香港「去兩制化」，特別註明將香港、澳門一並列入制裁範圍，體現出美國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新路線。

不過，翻查美國財政部根據行政命令制訂的擬議法規文本，美方新措施主要針對投資，受限制投資行為的定義也並不涵蓋大學之間的研究合作、銀行借貸或匯款等。香港業界在禁令所涉科技領域的發展也並不突出，禁令對香港科技界的實際影響有限。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一個重要的基本判斷是：英國不等於歐洲，美國不等於西方，西方不等於世界。

美國對華一系列禁令，英國估計會很快跟隨，但整個歐洲就不一定。西方陣營看似鐵板一塊，其實也有不同聲音。許多國家都在謀求將自身打造成國際秩序中的「平衡塑造者」。

例如法國強調戰略自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源於「戴高樂主義」，即法國的經濟、軍事、外交不可以過度依附於某個國家，只有做到獨立自主，才能夠更好地維護法國的利益。

在戰略自主意識的驅動下，法國反對單極秩序和兩極秩序，但會在適當的時機，有選擇地與大國結盟。而在與大國合作時，也會有意識地與大國保持距離，以避免過度依賴。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Christile Drulhe）年初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目前在港法國企業子公司或附屬公司有365家，另有400至500家由法國國民或法國投資者管理的公司。許多法國國民選擇在港創辦創新型公司，尤其在金融科技領域，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法企搶抓從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機會。」

整體商品貿易數據方面，香港主要貿易夥伴排名順序是：中國內地、東盟、中國台灣、歐盟、美國。也就是說，美國制裁從來不等於全球制裁，美國之外還有廣闊天地。歐盟、東盟都是香港可以通過深化貿易伙伴關係把握住的理想合作夥伴。

當前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關係的緊張是必然，但並沒有封死香港對外開放與合作的出路，香港要做的，就是在「一國」的基礎上，把「兩制」優勢發揮到最大。

基於此戰略判斷，香港不能輕言放棄自身優勢，而應繼續發揮好自身對外開放窗口和渠道的角色，堅定強化與發達經濟體國家和世界主要市場接軌。

香港一直以來之所以為世界所矚目，不僅是基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人文環境，更是因為它是中國插在西方市場裡的唯一一顆棋子。

圍棋中有「本手」、「妙手」、「俗手」之分，香港這顆棋子要在中西對弈中發揮最大影響力，就要在外部環境平靜、乃至趨於惡劣時做到「本手」，以中庸之道守住香港業界的基本盤，為未來打好基礎；在環境向好時以「妙手」畫出點睛之筆，譜出香江的高歌；同時，無需為當前的短淺之勢所惑，沉溺於香港已孤立無援的假象中，否則將難免出現「俗手」。

世界局勢越是複雜和艱鉅，信心與定力就越是比黃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