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了，它承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印記。
1984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攝影:袁芩/fotoe)
2020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
深圳與香港毗鄰，也是由小漁村發展為大都市，是中國南方的金融、創科、製造業中心之一。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時，深圳的GDP還不到香港的一個零頭，到了2017年，深圳的總GDP超過兩萬億人民幣，現在更把香港甩到了身後。
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深圳擁有8家，營業額與數量都居全球前20位，同時還擁有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大疆、等一大批國際知名企業。
創造奇跡的深圳，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更得益于鄧小平先生對深圳高瞻遠矚的思想引領。
深圳人每談起鄧小平，都滿懷無限敬意地稱其為“鄧公”。
特別是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巡到深圳，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再動員的講話，其中最著名的警句有：
“不爭論”；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發展就是硬道理”；
“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人類共有的”；
“誰不改革誰下臺”。
這些警句至今仍是我們深化改革的座右銘。
鄧公話語不多，“不爭論”最震耳發聵！特別是在我國發生了北京風波，西方一些國家對我政治施壓和經濟制裁，國內一些人對改革何去何從產生了爭議。
鄧公以“不爭論”重新把舵改革的巨輪，並確定了保持社會穩定的戰略部署。
什麼是“不爭論”？
鄧小平先生在“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不爭論”，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這段話把“不爭論”的理由講得十分清楚，就是反對無謂的、空洞的爭論，勸告全國人民要堅持“不爭論”為改革開放的思想紅線，以務實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中“殺出一條血路”。
為此，鄧小平在推動這一偉大事業時，眼睛死死盯著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機遇，埋頭苦幹把我國推上了小康臺階。
如果當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拖到今天的國際大環境，特別是虎視眈眈的川普時代，中國想搞改革開放也會被遏制在搖籃中。
在回歸前，香港在港英殖民主義者的眼中只是一個遠東港，地理上它太遙遠，在管治上港英以維持社會的基礎運轉就可以。
當時，港督嘴上經常掛著一句口頭語，“政治歸我們做的事，生意是你們（指香港商人）做的事”，言下之意是香港人對政治少議論，儘管發財去吧。
在這樣的管治信條下，香港從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特別是隨著內地改革開放，也給香港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從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轉型，由製造業中心向服務業中心轉型 ，成功創建了香港以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為主體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視窗和橋樑。
但近十多年，香港沉迷於所謂“雙普選”的政治狂熱中，整個城市陷入了不無休止的爭拗，兩次的政改失敗以及一次政改邁小步，已讓社會內部耗盡了正能量。
所謂爭取“雙普選”未見其利，卻先見其害。
其害一，香港號稱亞洲“四小虎”的名稱已經不現，新加坡、韓國等競爭對手已經超越，GDP逐漸落後於內地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正在弱化。
其害二，“一國兩制”的制度以及理論正待全面、完整地建立，但破壞“一國兩制”的力量卻快速形成，社會大眾無法分辨“民主”與發展的相互關係，歪理邪說嚴重侵蝕香港的良好制度。
其害三，崇拜西方自由主義，一部分人為達政治目的，強調“兩制”來“拒中抗共”，這類謬論已深入到教育、法律、輿論等方面，出現了一批主張“港獨”、分裂國家的群體。這些毒瘤在滋生蔓延，後患無窮。
其害四，受反對派逢中必反的影響，政府害怕反對聲音而逐漸弱化管治，土地造房被利益集團捆綁，創科產業雷聲大雨點小，服務業滑落引發經濟衰退，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也受到嚴重阻礙。
面對昏鈍的局面，我們沒有靈丹妙藥，只有循鄧公所指，“不爭論”、“不折騰”，這條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應該成為香港社會的戒律，尤其是精英階層、政府管治團隊要帶頭做到，否則香港沒有前途，只會加快沉淪。
首先，“不爭論”要有變革決心。
對於阻礙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陳規舊習，特區政府要敢於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特別是革除一些繁文縟節的“程序”。
如土地房屋供給方面，現在要經過幾十道的審批關卡，發展商要經歷年才能拿到土地開發准許證，市民盼望上樓可說是望眼欲穿。
政府要下決心變革一切不合理的、實踐證明已過時的“程序”，探索一條適合香港發展而公平的模式。
其次，“不爭論”要有政治擔當。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任何議題都會有各種非議，正確的、善意的要吸納，對於一些搗亂的、古惑人心的，要頂得住壓力，果斷處置。
尤其是出現正反矛盾衝突時，管理階層不能自比是拔河的第三隊，而應該當好裁判，成為規則的制定者。
許多事情不是社會辯論、民意諮詢、平衡各派可以解決，而是要拿出勇氣做政治決定，否則社會紛爭不息，混亂不停。
再次，“不爭論”要因勢而動。
鄧公敢於提出“不爭論”，是因為他有順大勢而掀波瀾的氣魄，有引領中國突“圍”而出的決斷。
政商界也要敢於突“圍”而出，投身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中。
在發展中問出路，在發展中畫藍圖。
深圳四十年的改革發展歷程，是遵循鄧公“不爭論”的遺訓，上下齊心“殺出一條血路”走過來的。
比照深圳，香港要走出紅海，也不要忘了鄧公的醒世警言！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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