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新加坡已就建立雙邊「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未來新港兩地旅客往來不設任何限制，而「航空旅遊氣泡」旅客須接受兩地互認的2019冠狀病毒病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並呈陰性結果；「航空旅遊氣泡」旅客抵埗後，無須接受強制檢疫或履行居家通知，行程亦不受限制；但這些旅客將須乘搭特定航班，即該些航班只會接載「航空旅遊氣泡」旅客，並不會載有任何轉機乘客或非「航空旅遊氣泡」旅客。
新港兩地的「旅遊氣泡」意味著久未出外旅遊的香港人可以去新加坡旅遊，不止到達時不用在當地隔離14日，回程時抵港後也不用隔離14日。現時部份外國入境也不用14日隔離，港人可以去當地旅遊，但回港也要隔離14日。但在新港「旅遊氣泡」下，來回也不用隔離。
新加坡疫情平緩。
香港人都關心新加坡的控疫情況，當地近日疫情平緩，和香港情況接近。
以本周三（10月14日）為例，新加坡衛生部公布，新增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新增個案中有2宗社區感染病例，另有3宗輸入個案。
香港疫情和新加坡接近，近日感染個案不算多。
香港昨天沒有新增個案，但今天有12宗新增個案。
新加坡4月外勞宿舍出事時，單日新增個案曾上過近1500宗的高峰，但近日沒有爆發。6月底7月初時新港兩地曾緊密商議設立「旅遊氣泡」，但後來香港爆疫，整件事就拖下來，直至近日香港疫情較平伏才可以成事。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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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