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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制派:針尖上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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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制派:針尖上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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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制派:針尖上的舞者

2020年06月29日 12:00 最後更新:11月27日 18:01

...... ......

那脆弱的、卑微的、暗淡的:

被蹂躪的歲月被蹂躪的感情,那

被歲月和感情蹂躪的,是他

那英勇的、崇高的、光輝的:

不屈服的理想不屈服的青春,那

被理想和青春呐喊在旗幟上的,是他

...... ......



在香港的很多朋友,都是建制派。

他們,熱情而“孤獨”。


走進他們的圈子,再走出來,感受、品味、理解:


他們是“針尖上的舞者”。


他們有夢,紮在心裡面,長在狹縫間。

他們也有迷茫與徘徊,終是千尋百度,百折不屈。


這一愛國愛港群體,值得被記錄。



一個故事。


“老港”是個“老左”,年已半百,生活艱難。一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去天安門看看。他哼著《歌唱祖國》,揣著心願,攢著路費,人生從未失去方向感。


太多的夢想抵不過現實,老港亦然。他破敗的事業,簽注了破敗的命運。故事結束的那天,老婆病發猝死,兒子賭氣離家,老港頹然地穿過鐵絲網回到破落的家中,等來了一個新的時代。而他那卑微的夢想,還飄在空中,被中環高樓大廈的陰影所遮掩。


故事結束的那天,正是香港回歸前夜。


這是CCTV6曾經放過的香港電影:《老港正傳》。


一段親歷。


“希望你們幫幫我們,聯繫一下住處。”去年修例風波時,香港某高校的公關打來電話。國慶日剛過,黑暴更加肆虐。該高校的學生因為唱國歌,公開宣誓愛國愛港的意志,被本土激進勢力包圍。宿舍陷入“黑色恐怖”中,校園充斥辱駡、叫囂與恐嚇。學生們嚇壞了。


那段時間,“私了”成風,香港政府還未組織起有效的反制力量,被起底和盯上的愛國愛港者只能自保。無奈、無力成了一種普遍的感覺,蔓延在整個建制派陣營中。


一則新聞。


2019年11月11日,激進分子發起“三罷”行動,堵路,縱火,癱瘓交通與校園。香港城市大學警鈴大作,一派混亂,一地狼藉。上課時間到了,法律教授梁美芬和她的十七八名學生準時出現在教室裡。門外,暴徒在打砸騷擾;門外,站著十個保安。


課堂上,梁美芬說:“We are a class of the rule of law ,我們堅持上這節課,就是要證明,我們不會向暴力屈服。

課後,一學生寫道:“這將成為我永生難忘的一節憲法課,有人縱火‘救港’,我們讀書報國。



臺灣有藍綠,香港有藍黃。

藍色代表理性與潔淨,

也代表著憂鬱。

藍色的香港建制派,不容易。


2019年12月20日,總書記赴澳門視察,參加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慶典。他在講話中說:要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廣大澳門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比之澳門,香港呢?

所以,澳門才是“一國兩制”實踐的標杆。


香港,祖國的香港,這個璀璨的東方之珠,人們“愛之恨之深,恨之愛之切”。


沒有人比香港建制派的體會更深。1.在香港,政治正確是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2.在香港,“左”常被抹黑為“無腦愚昧”,連反對派的“中華大左膠”也被嘲諷;3.在香港,很多人心中,國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是官方書面用語,他們口必稱的是“我們香港人”;4.在香港,親建制竟成了一種“原罪”......


醉後方知酒濃,愛過才知情深。因為家庭祖上一代代的傳承與薰陶,愛國愛港的基因早已刻在了香港建制派的骨髓裡。他們瞭解現實,卻不能接受現實;他們努力改變這些,卻難以改變根本。他們在焦慮中堅守信念,彎腰負重,把堅毅與執著留在心裡。


2017年6月,在一香港老友的導引下,靖海侯去香港中文大學參觀。午餐時,我們點菜坐等,時間略漫長。老友突然沖到點餐台前,質問服務員。原話是: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像內地人,故意慢待我們?


此表現,此敏感,折射出建制派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理狀態,尤其是基層的同胞。而這,就是他們一種真實的政治生存的狀態。

而他們,是我們的兄弟。



存在的並不一定合理。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說: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


張主任的這番話,靖海侯已引用多次。換個角度來看:


1.不是經濟問題,所以靠發展經濟並不能解決問題;

2.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所以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解決了,香港的問題也不會自然化解;

3.不是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所以給政策、給舞臺、給機會、給福利,香港一些年輕人也未必回頭。


“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


問題出在哪裡?

在畸形的教育。

在放縱的輿論。

在“休眠”、漏風的法律制度。

在變形了、扭曲了的政治體制。


當“日本侵華也有利大於弊”進入考卷,

當八大高校的學生會悉數宣揚“港獨”,

當媒體頭條變成呼籲暴力遊行的海報,

當投擲汽油彈的暴徒被法官稱讚有“公義”“良心”,

當政府人員成了罷工發起人、立法會裡“群魔亂舞”,


香港的問題,已經不是局部的問題、特定人的問題,已經不是“香港”自己的問題了。


這是一種政治生態。


理性的聲音被持續壓制、吞噬,建制的力量被不斷消解、瓦解。這種環境和氣候,已經存在了二十三年。


張愛玲說:人生是一襲華麗的袍,裡面爬滿了蝨子。香港,美麗的香港,爬滿了蝨子的,又豈止是袍子的裡面?!


我們理解香港建制派的“孤獨”與掙扎。長久以來,一種整體的氛圍、無形的壓力,從各個角度擠壓著他們不多的空間,而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置身其中,只能奮戰其中,只能在針尖上跳舞,負重前行......


電影《大話西遊》裡,至尊寶放棄愛情、決意去取經的一刻,城樓上的人說:那人像條狗啊。對“取經”的香港建制派來說,值嗎?


值。


因為,那是他們的家園。

因為,他們知道放棄信念,將會身心俱隕。

因為,這是生存之戰。

關乎私情。

關乎大義。



逆光而行的人湮滅,向光而行的人燦爛。


悲情,不是香港建制派的基調。

他們,有熱情。


這是靖海侯認識的幾個香港朋友。


陳卓禧,港專校長。2017年12月,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有學生不滿奏唱國歌,搞事搗亂。他被包圍、挑釁。他說:


“由我們(學校)成立第一日開始,就掛五星旗,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因為這件事,受盡殖民政府打壓、資助被取消、校址被收回,也從無放棄愛國立場!”


劉洋,航運律師。非富二代,非官二代,歷經數年辛苦打拼成為國際航運屆十大青年律師,進入特區政府委員會諮詢框架。他關心時政,筆耕不止,每見香港亂象,總將一種深沉又理性的心緒訴之文章。他說:


“腳踏實地往前看、往前走,為國家、為香港不懈努力,這樣的人生才精彩。”


穆家駿,通識老師。在課堂上,他提到最多的就是國家;在社區,他幫扶最多的就是老人;在媒體上,他呼籲最多的就是教育。2019年11月,他參選區議會議員失敗,前一天在街頭拉票,第二天又出現在街頭謝票,一樣熱情,一樣堅定。他說:


“不氣不餒,再接再厲。”


馮煒光,前新聞統籌專員。備受爭議,經歷各種嘲諷與戲弄。修例風波時,黑暴最盛時,他組織參與到中環IFC唱國歌,與黑暴分子對峙“飆歌”。問他感受如何,他說:


“爽!”


向光而行,逆流而上。


香港建制派多有可愛的時候,可敬的一面。他們“以溫柔的雙唇熨帖新傷舊創,

夢從狹縫擴展藍天銷魂”。


他們走得很沉重,走得很堅定。



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問題。


香港的政治光譜很亂,建制派的結構性問題也很突出。


精英化。建制派社團領袖更多富二代,“高位截癱”的問題客觀存在。

膚淺化。有“低級紅”的現象,缺乏與反對派論述的能力和素養。

老齡化。青年政治人才集聚不夠,論資排輩的事常常發生。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來自群眾和融入群眾兩個方面都做得還不夠好。


愛國不分先後,英雄不問出身。


富二代參與建制的熱情值得肯定,但築牢香港的社會政治基礎,離不開來自基層的青年領袖。因為他們能真正聯繫起身邊的人,感動普通的人,團結身邊的人。


一90後香港青年,對靖海侯講過自己的經歷。當年,她在地區工作,沒有政團背景,欠人脈、欠資源,生存發展是個難題。參選期間,她從到居民家裡清理窗臺的鳥巢,到協調業主不要因為管理費關停電梯,再到街上派發宣傳海報,工作累不說,還遭到過黑社會威脅,曾被人當眾推搡、像仇人般敵視。她說:那段時間,很多晚上,回到家中,都是關上房門後默默流淚。


“喊口號”是一種動員,代表建制派更需要勇氣。但當“低級紅”面對“高級黑”,正義之言行也顯得蒼白無力。


有資深香港人士對靖海侯說,看看建制派的文宣作品,有點內地城鄉結合部的感覺。香港人很注重品位與審美,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嗎?


敢說還要能說,能說還要會說。站到香港電臺每週末組織的“城市論壇”上,與反對派正面交鋒,香港的建制派能展現自己的學識與學養、素質與素養?展現出“高級紅”而不是“低級紅”的一面嗎?


還有論資排輩的問題,想想只有24歲的黃之鋒、27歲的羅冠聰,反對派如泉湧一樣精心打造的一批批青年頭目,時不我待!


這是一種賽跑,一種長期的纏鬥。


香港的建制派,一直很努力。

香港的建制派,需要更努力。


去精英化,

去官僚化,

去急功近利,

深潛、務實、躬行,

從影響和改變身邊的人做起,

把自己融入人群與時間,

他們將可信又可敬,

成為真正建設性的力量,

守護這香港。



港專校長陳卓禧,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


日前,他看到靖海侯的文章,發信說:您對港情國情分析㝍的特別好!


他繼而說:寫寫我們港專這些“小薯仔”的困境吧。港專從來都是自己琢磨著行事。我形容自己是上甘嶺坑道的連隊,沒有後援,為大局自己撐著局面。


這番話,讓人深思。


他們是兄弟,是香港最可愛的人,他們應該被鼓舞、被幫助。


港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建制,應該有所行動。

認識到建制派才是真愛香港的人,港人應該學會珍惜。



決心、能力、辦法,一個都不能少。


沒有人懷疑香港建制派的發展空間。


國安法,對香港建制派來說,未必成為“防彈衣”,但一定可以成為“護心鏡”。


淨化香港的政治生態,讓建制派輕鬆上陣、不再孤獨,就是守護香港的希望之火,守護香港的未來。



“那脆弱的、卑微的、暗淡的:

被蹂躪的歲月被蹂躪的感情,那

被歲月和感情蹂躪的,是他

那英勇的、崇高的、光輝的:

不屈服的理想不屈服的青春,那

被理想和青春呐喊在旗幟上的,是他”


舒婷的詩裡,

看得到香港建制派的身影。

看得到,他們的艱難與執著、熱情與孤獨。

看得到,他們已燃起的信念的長燈。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往下看更多文章

中聯辦的香港地位

 


先講兩個典故。耳熟能詳的典故。


其一。

子路問政于孔子,治國理政當以何為先?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

子路說,老師您也太迂腐了,名分有什麼好正的?!

孔子說:子路啊,怎麼說你呢,Naive!

於是有了下面幾句經典語錄: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其二。

商鞅在《商君書》講了這個麼一個故事。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看見一隻野兔,100個人都去抓它,都打算占為己有,為何?因為兔子無主。市場上都是賣兔子的,賊為何不敢偷?因為兔子有主。)

講完故事,商鞅也留下了一句經典語錄:

“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


兩個典故,同一道理。

儒家法家,皆有共識:

治國理政,名分這事很重要。

用《管子•正第》的話來說,即“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勢治與勢亂,盡在其中了。



對香港中聯辦來說,名分就是個問題。


敏感。曾經說不得,一直很難講。

緊要。關係中聯辦在香港的真實存在和有效作為。

不容回避。因為,中聯辦就在那裡。


此方面,港人疑問很多。此方面,兩地各有認知。


表現在:

中聯辦和中央什麼關係?

中聯辦和國家港澳辦什麼關係?

中聯辦和特區政府什麼關係?


進一步表現在:

在落實全面管治權上,中聯辦有沒有角色?

有了國家港澳辦,為什麼還要有中聯辦?

誰才是管治香港的第一責任人?

中聯辦到底應該怎樣和特區政府互動?


在香港,不少人對中聯辦有神秘的印象、似是而非的認知。

在香港社會,中聯辦被“妖魔化”的事,天天在發生,且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就是在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中,走進中聯辦,都要額外擔著一分小心。而出入外國駐港領事館,三教九流都可以大搖大擺,都可以與各種魅影重重的人談笑風生。


這很平常。這不正常。

在中聯辦門口,香港媒體常年架設的那些攝像機,記錄著這一切,說明了這一切。



關於中聯辦的“名分”,回歸前就已經有爭議。


1991年,羅大佑發出《皇后大道東》的專輯。其同名主題曲唱到: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


中聯辦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就在皇后大道東。


一條街道,有東有西,區分兩段歷史,鋪就兩個時代。回歸前香港人的憧憬、彷徨與憂慮,都寫在歌詞裡了。


回歸後一切沒變。除了更名,除了基本法的實施,米字旗的降落,紫荊花區旗與五星紅旗的升起。


成立於1947年5月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直到1999年7月被香港特區政府在《政府憲報》上確認,視為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區設立的機構之一。直到1999年12月,經國務院第24次常務會議決定,才將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工作機構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即中聯辦。


回歸前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回歸後幹諾道西的香港中聯辦,超過了一個甲子的存在,還能成為一個印象模糊、任人打扮的機構嗎?中環(港府)與西環(中聯辦)的關係還說不清、道不明嗎?


不能。



關於香港中聯辦的職能,國務院1999年的第24常務會議有明確規定:


1.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2.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3.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4.處理有關涉台事務。


5.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聯繫、促進,這是職能配置的內容;

反映、承辦,這是機構運行的狀態。

中聯辦的角色和地位可以說清楚。


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

他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最高代表機構;

他的事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事。


其冠以“聯絡辦”之名,內涵清晰:


聯繫其他駐港機構;

聯通兩地;

聯接香港與中央;

當然,也包括聯繫特區政府。


所以,

在香港,中聯辦有角色;

在香港,中聯辦可以和香港各界交往;

在香港,中聯辦就代表著中央。



爭議的源頭,跟基本法有關。


1.基本法沒有對香港中聯辦的設置和法律地位予以明文規定;

2.基本法卻規定了外交公署和駐港部隊的存在;

基本法第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

基本法第十四條: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3.基本法卻規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因此,香港有些人認為:

中聯辦沒有法律地位;

中聯辦不應涉足香港事務。


此迷思。原因有四:

1.中聯辦事實上早就存在,而且存在於香港回歸前,其地位具事理基礎;

2.中聯辦得到了國務院決定的確認,得到了特區政府具法律效力的《政府憲報》的確認,其地位具法律基礎;

3.中聯辦不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中聯辦要承辦的是“非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


那麼,問題來了:

授權香港高度自治,誰來監督?

“一國兩制”方針貫徹落實,香港管得了嗎?或者說僅是香港的事嗎?

當香港政治體制出了問題、社會整體利益得到戕害時,誰又可以負責監控、監管工作?


明顯,這都超出了香港特區施政的範疇;

明顯,這需要一個部門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


由此,可以得出香港中聯辦的三重身份

代表中央監督特區的運行,且不僅是特區政府;

代表中央聯繫兩地的交往,且不僅是經濟;

代表中央把控“一國兩制”的實踐方向,且立足全國、不僅著眼於香港。


這是正大光明的存在。

中聯辦若不履職,便是失職與瀆職;

香港社會若不正視,便是無知無禮。


並且,這是政治現實,誰也撼動不了。



香港社會存在的迷思,其中最大者,便是“西環治港”。


2018年初,前中聯辦負責人在公開場合說:“中環與西環行埋一齊幾好(中環與西環走在一起好啊)”。


語出,一些“人”譁然。香港極右媒體似乎逮住了“西環治港”的證據。那段時間,只要林鄭月娥出現,便追問其對這句話的看法。


港府與中聯辦,中環與西環,互動不暢、名分錯位的問題存在太久了。


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去拜訪中聯辦,被各種攻擊。

聽聞林鄭月娥去中聯辦,香港媒體可以在中聯辦門口頂風冒雨,等上一天一夜。

反對派可以去中聯辦門口示威,建制派不能去中聯辦議事......


見光,成了問題。

見光,困難重重。

當正常交流也要小心翼翼甚至被認為“偷偷摸摸”,

正常已經不正常,已經很不正常了。


2018年,“靖海侯”寫過一篇評論,專門闡述了中環與西環的關係問題。其中幾句話,可以正視聽:


“(中聯辦)五項職能,均與香港社會息息相關,體現著中央政府駐港最高代表機構的身份和地位;而中聯辦的實際運轉,都是在踐行這些職能,從未缺位,也從未越位。”

“職責在身,決定了中聯辦在香港的存在是實體的、具體的,是必然要與香港社會廣泛發生聯繫,與特區政府頻繁、緊密互動和合作的。”

“ 因為中聯辦的地位和角色,特區政府與之“企埋一齊(站在一起)”並“行埋一齊”,再正常不過,屬理所當然。”

“中聯辦按照中央賦予的職責,在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上一以貫之,在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上一以貫之,在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上一以貫之。它的使命明確、職責清晰,不容缺位,更不會越位。”


事實是,中環西環不互動,中聯辦才是缺位。


因為正大光明,所以光明正大;

因為理所當然,所以理直氣壯。

特區政府官員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走進中聯辦;

中聯辦官員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走進特區政府。


這種因為刻板印象被塑就的“心理障礙”,各方、各界都需要突破了。



今年,香港立法會再現亂象,立法會內務會主席大半年沒有選出來,致使立法會等同停擺。


4月17日,中聯辦發言人聲明譴責。香港社會又泛起指責之聲,說中聯辦又在“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對此,國家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在4月21日給出了回應,並給出了中聯辦做法的正當性。


近日香港一些人對中聯辦在基本法之下的角色和權力提出質疑,認為香港中聯辦與中央其他部門一樣,受基本法第22條規限,不能“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這種看法沒有充分考慮到香港中聯辦的特殊性,是不準確的。儘管香港基本法沒有對香港中聯辦的設置和法律地位予以明文規定,但無論是之前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還是更名後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負責代表中央處理香港有關事務,完全有權力、有責任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


還是名分問題。


還要顧忌嗎?以前或許,以後不會了。

還要容忍嗎?以前或許,以後不會了。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到了“以直報怨”的時候了。


這直,是正直與正義;

這直,是直接與直爽。



香港社會的迷思可破,中聯辦也有調整的空間。


一方面,中聯辦的一些人還沒有真的“走出去”;

一方面,中聯辦的履職動作還沒有全面呈現出來;

一方面,同特區政府到中聯辦一樣,中聯辦到特區政府去得太少。

一方面,中聯辦要習慣發聲、善於發聲。

“歷史的罪人”彭定康任職港督時,經常走門串巷;

英女王伊莉莎白回歸前到香港時,知道抱抱孩子;

修例風波時,美國反華議員還跑到香港觀察“美麗的風景線”;


香港社會裡,需要中聯辦人的身影,

在餐館裡,在公屋裡,在校園裡,

潛行、深耕,

把自己融入人群與時間。



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邁出這一步很重要。


邁出這一步,中聯辦大有可為。

走出幹諾道西160號的那道大門,中聯辦大有可為。


這話,同樣也適用於中環的禮賓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