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春瑩怒插美國：「為什麼美國都不允許的自由，香港必須允許？」

美國的雙重標準，在1月6日佔領國會事件中一覽無遺，被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痛罵，「為什麼在美國不可接受的事情，香港就必須接受？為什麼在美國都不允許的自由，要求香港必須允許？」

華春瑩回擊美媒偏見。

在昨天（1月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歐盟方面呼籲中方立即釋放在香港被逮捕的50餘人，敦促特區政府尊重香港法治、民主人權。外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回應說：首先，你提到的個別人對香港警方正當執法行動妄加評論，嚴重干涉中國主權和內政，中方堅決反對。香港警方依法拘捕的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我們多次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干涉。他們沒有任何權力要求中方釋放被依法拘捕的犯罪分子。

CNN記者對比2019年香港示威者佔領立法會和如今美國示威者佔領國會。

我昨天回答你問題時也說了，在美國和香港發生的是相似的場景，為什麼有些人作出不同的反應？為什麼同樣是抗議者，在美國就是「暴徒」，在香港就是「民主英雄」？為什麼在美國就是「捍衛民主自由」，在香港就成了「壓制民主自由」？

我今天上午看到美國白宮發言人在電視聲明中說，美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和平集會自由，但昨天在華盛頓看到的不是和平集會。他們破壞了第一修正案的權利。她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暴力行為，表示觸犯法律者應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你也知道，美國有些社交媒體對美國領導人也採取了限制措施。這說明，即便在美國，言論自由也是有界限的，濫用所謂的自由是要付出沈重代價的。為什麼在美國不可接受的事情，香港就必須接受？為什麼在美國都不允許的「自由」，要求香港必須允許？

在香港發生的事情，事實經緯是清清楚楚的。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已詳細介紹了有關情況並闡明立場，香港媒體也進行了大量報道。有關人員的行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目的是要癱瘓、顛覆特區政府。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與民主自由無關，所謂政見不同與企圖嚴重破壞政府依法履行職能之間是存在清晰界限的。任何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都不會允許危害國家安全和嚴重破壞政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

至於民主自由，我昨天也說了，英國對香港統治期間，香港民眾有什麼民主和自由？1976年英國政府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通過保留方式明確指出，公約所規定的定期選舉的規定在香港不適用，並通過《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對香港民眾集會、遊行和結社作出了嚴格限制。香港正是在回歸祖國以後，才真正建立和發展起了民主制度。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為推進香港民主發展作出巨大努力，這是不容任何人否定和抹黑的。

我注意到個別媒體稱，在香港發生的衝擊立法會事件和在美國會發生的事情是不同的，不應該作比較。如果非說兩者不同的話，我想至少有兩點不同：第一，2019年7月衝擊香港立法會的那些暴徒，打砸破壞立法機構，追殺無辜民眾，用汽油彈和匕首攻擊警察。這樣的罪行比在美國爬上國會外牆、衝進國會更嚴重、更惡劣，更應該被定義為「暴徒」、「恐怖分子」，更應該受到法律嚴懲。

第二，在美國國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人自己組織的，而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是有外部勢力煽動、策劃、組織、指揮和實施的，而美國有些人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一些人認為美國發生的事和香港的不同。這是一種雙重標準行為，反映的是其心中西方至上的優越感和意識形態偏見，這也涉及到怎麼定義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你在中國工作，可能聽過中國老百姓有句話叫「金杯銀杯，不如口碑」。一個國家到底有沒有民主、有沒有自由，關鍵要看老百姓滿不滿意，有沒有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是全體社會成員還是極少數人在真正享受自由和發展。同一些國際學者說「美國政府屬於1%，依靠1%，為了1%」不同，中國政府代表、反映和維護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致力於確保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我們的民主是廣泛、真實和管用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自由得到了有效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也取得了明顯進步，人民的自由事業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我們成功使8億多人擺脫貧困，有國際學者還表示，中國人民經歷了過去3000年歷史上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每年有1.2億左右中國人自由出境旅遊，然後又自由地回到了中國。

如果中國真的像個別政客或媒體說的「中國人民被壓逼、沒有自由」，那麼這些人為什麼會高高興興地又回到中國呢？我剛才也提到，國際民調連年指出，中國政府享有的滿意度和支持率都超過90%，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在民主、自由問題上，對中國作出種種指責的人，要麼是不瞭解中國，要麼就是太過妄自尊大。我們希望相關人士能努力放下身段去瞭解真實的中國。我們願意向他們介紹中國的真實情況，同時也堅決反對他們以所謂的民主自由為名干涉中國內政。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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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