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宣布自1月31日起，調整後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及簽證政策正式生效。中國馬上出手反制。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宣布，自1月31日起，中方不再承認所謂的BNO護照作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BNO護照。
市面上有不少隨意的評論，認為阿爺此舉無作用，所謂「中方不再承認所謂的BNO護照作為旅行證件」也無影響。
金牙大狀話此言差矣，阿爺此舉的影響極大。
第一，中方「不再承認所謂的BNO護照作為旅行證件」，意指在中方眼中， BNO已經成為國籍文件，中方不承認雙重國籍，所以行使BNO護照的已經是英國人，不是中國人。
第二，實施新政策的即時後果，是行使BNO護照的港人，如果以BNO入境外國，萬一出事的時候，會喪失中國的領事保護權，中國領事館亦不會提供協助。例如當地有災難，中國派專機在當地撤僑，行使BNO的港人也不再在幫助之列。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國留有後著，將可撤銷用BNO護照參加英國5+1移民計劃港人的中國國籍及公民權。
金牙大狀話，全國人大可以在三月開會的時候修改基本法，確立參加BNO移民計劃者喪失公民權，意味着他們將喪失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亦喪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若將來再回香港，亦如一個英國人那樣，在香港工作亦要申請工作簽證。
中央出手，未來將陸續有來。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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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