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銀川市公安局、銀川市金鳳區人民檢察院共同發佈一起涉嫌疫情防控期間偷越國境罪的案件，這也是銀川市首例偷越國境案。
信詐騙違法犯罪活動，當年4月16日，劉某夥同他人一起乘坐飛機到達雲南省景洪市。4月20日，劉某等人從雲南省孟連縣附近偷越出境時，被孟連縣公安局邊境管理大隊查獲並處以1900元的罰款。
次日，劉某等人再次從雲南省勐臘縣偷越出境到達寮國。
2020年9月21日，因寮國、緬甸疫情趨於緊張，劉某從寮國返回勐臘縣磨憨出入境邊防檢查站投案自首。
今年1月28日，銀川市公安局邀請金鳳區檢察院提前介入此案，金鳳區檢察院派出員額檢察官提前介入引導偵查，提出補偵意見。
2月1日，銀川市公安機關提請審查批准逮捕，金鳳區檢察院於2月7日對劉某批准逮捕。
據金鳳區檢察院相關負責人介紹，劉某偷越國邊境時，正值疫情防控關鍵期，嚴重妨害疫情防控管理秩序，應當依法予以嚴懲。
神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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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生孩子」是一個熱門話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近幾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疫情隔離的那段時間裡，很多人都覺得在家生孩子的人會變多。
因此，2020年一直被期盼著會迎來一場「嬰兒潮」，那麼真實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呢？
國家統計局尚未發佈過去一年的官方生育數據，但與一些人口統計學家的預測相反，許多城市和省份已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出生人口數量下滑幅度都超過了一成，有一些城市甚至超過了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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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一成
首先來看一線城市廣州。根從廣州市活產數變化數據看，近10年，廣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調整的刺激下產生過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廣州2020年回落至19.55萬，較2017年下降了近10萬，達到近10年來最低水平。
其次是浙江省的經濟大市溫州。1月20日，溫州市健康婦幼指導中心發佈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數據：出生人口近6年來再創新低。2020年度溫州地區58家助產機構住院分娩活產數73230，比2019年同期減少19.01%。
據悉溫州出生人口歷史最高峰在2012年，分娩活產數是144988，和2020年相比，減少近50%。
同樣是在浙江，寧波的數據也是一樣。寧波市衛健委去年9月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全市戶籍人口出生數同比下降19.24%，二孩率下降2.50%。根據半年生孕合計數佔全年出生數比例，該市衛健委發佈的2020年寧波戶籍人口出生預報，預測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數約為3.6萬人，與2019年相比，下降幅度較大。
寧波下轄的縣級慈溪市，其出生人口數量也出現明顯下滑。2020年慈溪市出生人口6476人，2019年為7382人。2020年出生人口較2019年減少906人，下滑約12.27%。
而在浙江的山區市麗水，全年出生22799人，比上年減少7041人，下降了23.6%。出生人口中，男性11864人，女性10935人。
另據統計，2018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為29956人，2019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為27753人，到2020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相較前兩年明顯下降，為24452人。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數量基本持平。按此計算，2020年銀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
從目前各個城市披露的可對比數據來看，2020年大多數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過了一成，也有一些城市超過了兩成。
此前，「母嬰圈的網紅」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也在其公眾號上發文：“我曾經和很多省份的專家溝通過，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間，以此估計2020年中國的分娩總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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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願意生娃？
以前，在計劃生育期間，有些家庭冒著罰款的風險也要生下二胎。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開了，很多夫婦卻不願再生了？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黨委書記夏慧敏指出，僅依靠生育政策的調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齡夫婦生育意願，「生育意願主要受經濟收入、婚姻狀況、職業發展、居住地、養育壓力、政策和社會支持等因素影響。」目前，房價收入比偏高，育兒成本高昂，托幼、義務教育等相關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仍然缺位，照料壓力、養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極大的約束了育齡夫婦生育意願。
浙江官方此前發佈的一篇《浙江人口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據全國生育意願調查，經濟負擔重排名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認為學前教育支出對他們來說負擔較重。而對於雙職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務嚴重依賴家庭代際支持。
浙江省統計局發佈的《浙江省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情況調研報告》顯示，浙江育兒費用佔用家庭較大開支，家庭育兒負擔較重。57.3%已托育家長認為照護費用高昂，經濟壓力較大。6.1%的家長反映平均每月用於育兒的全部費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長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單個兒童在托育機構育兒費用也不低，60%家長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費花費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長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任澤平團隊近日發佈的報告顯示，生育意願減低主要有三個原因：
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從而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2013~2019年離結比從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主要初育年齡從20~27歲推遲到22~29歲。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人，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礎。
教育醫療住房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此外“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
只有中國人不願意生？
放眼全球，生育意願降低已經成為了普遍性的現象。現代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生育率越是下降。
韓國1月初發佈的人口數據顯示，2020年韓國的死亡人數首次超過出生人數。2020年只有27.58萬名嬰兒出生，創下歷史最低值，比2019年下降了約10%。同年死亡人口約30萬，總人口出現自然減少。
在連續十餘年人口負增長的日本，情況也不容樂觀。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數據顯示，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約為84.8萬人，與2019年相比減少約1.7萬人，降至1899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發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報告也顯示，2020年法國新生兒只有74萬，比2019年減少1.3萬，出生嬰兒數量創1945年二戰之後的最低水平。
為了鼓勵結婚生育，近年各國政府沒有少花精力。比如，日本最新的新婚補助顯示，居住在實施新婚補助計劃地區的新婚夫婦，從今年4月起可以獲得最高6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9萬元）的補貼，用以支付婚後的房租和其他費用。其中，日本中央政府承擔2/3的補助經費，地方政府承擔1/3。
此外，日本的部分地方政府還引入了人工智慧（AI）婚配系統，旨在進一步提高適齡青年的結婚率。為此，中央政府在2021財年的預算中還劃撥了20億日元對這一系統進行完善和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