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制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我們不用羨慕別人擁有多少，要想到別人為此付出多少代價。

先講講一個「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的故事。這不是一個神話，而是希臘文明的道德軼事。故事發生在公元前四世紀，在古希臘西西里島的利敘古拉，當時由國王狄奧尼修斯二世統治。他有一權臣叫達摩克利斯，達摩克利斯擅長阿諛奉承，但有時又難掩野心。

有一天，達摩克利斯對狄奧尼修斯二世說：「國王啊，你實在很幸運，因為你是一個擁有權力和威信的偉人。」狄奧尼修斯二世聽後看來很高興，提議與達摩克利斯交換身份一天，讓這個重臣可以一嚐當國王的滋味。    

油畫「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當天晚上的宴會，達摩克里斯坐上了王座，大宴群臣，他非常享受成為國王的感覺。但到宴會快將結束的時候，他抬頭一望，赫然發現王座上方吊著一把只用一根馬鬃毛綁著的利劍，他看著利劍，冷汗直冒，即時對宴會上的珍饈百味和美女逢迎，完全失去興趣。他馬上走下王座，請求國王奧尼修斯二世饒恕他，他再也不想當國王了。

 這就是有名的「懸劍」故事。我們往往想得到更多的財富、更大的權力，但卻不知道要擁有這些財富和權力，其實要付出多大的代價。而香港的法官，會否是想坐上王座的朝臣呢？

 在本周二，關心政治的人都緊張得冒汗，等待著終審法院如何宣判黎智英的保釋案。案件的緣起是《港區國安法》第42條列明了一條「不可保釋條款」：涉及觸犯《國安法》罪行的疑犯不可保釋，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疑犯不會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無疑，條文的例外條款，給法庭留下一點點空間，例如疑犯是一個癌症末期病人，已經到了要打嗎啡壓抑痛楚的吊命階段，法官見到這個疑犯已陷入半昏迷狀態，連話也講不了，當然有充分理由確信這個疑犯不會再危害國家安全。容許極少數例外，是基於人道的考慮。黎智英當然不屬於這種例外情況，但他的保釋案打到高院，原審法官卻認為《國安法》的第42條不是一條不可保釋的條款，甚至把本地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條，混為一談，把9G條的「有利保釋的假定」，應用於《國安法》，認為法官只要相信黎智英在保釋期間不會再觸犯《國安法》，就該黎智英保釋。

《國安法》第42條被原審法官扭曲，案件最終打到終審法院。大家都害怕終審法院作出離經叛道的判決，令香港自招其禍。幸而最後終院5位法官一致接受律政司上訴，否定高院早前的判決，黎智英不得保釋，要繼續還押候審。終院既確立了《國安法》第42條是一條基本上不可保釋的條文，亦肯定全國人大按照《基本法》有關條文及當中的程序進行的立法行為，不可藉指稱《國安法》與《基本法》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符為由，對此進行覆核。終審法院再次確定本地法院不可審查全國人大的立法，讓人鬆一口氣。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終審法院的判詞說明，日後人大常委會作出任何法律決定，香港法院都無權裁定是否違憲。

這其實是憲法學的ABC，可惜香港的法律界好像發現新大陸那樣，到今天才明白。香港雖然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但本地法庭只是一個地方法庭，地方法庭從來沒有權力審查中央的最高立法機構的立法和決定。

或許有人說「香港有一國兩制喎」。香港人不能把「兩制」吹到無限大，《基本法》講得明明白白，國防、外交等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及中央與特區關係，屬中央權力，屬於一國範疇，而國家安全問題更是核心中的核心，是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並不屬於香港自治的範圍。國家的權力，不容挑戰。

或許有人說這樣在香港法制上，吊起「達摩克利斯之劍」，豈非影響了香港自由？「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故事，已說明了一切。達摩克利斯正正經經做一個大臣，完全有他的自由。但他野心不息，要坐到王座之上，那裏正好有一把懸劍。他不走上王座，一點問題沒有。但你要越俎代疱，走上王座，就會自招其禍。你們知不知道，中國江山是流多少血打下來的？

至於黎智英，已屆72之年，還要在獄中度過新年，看來有點悲催。但他的所作為，令我想起《論語．為政》的兩句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很多人很喜歡講「從心所欲」，但很少人有留意後面還有「不逾矩」這三個字。有些人就算活到70多歲，仍然很任性地破壞遊戲規則，最終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盧永雄

一份英國的小報的一則不起眼的報導，揭露了香港政治的一個重大缺陷。

英國牛津市的《牛津郵報》最近報導，一個2018年當選為牛津市聖瑪格麗特選區議員辭職的消息，本來毫不起眼，但傳到香港，卻引起了重大注意。因為那個辭職的英國牛津市議員，就是新上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

用香港人比較容易理解的語言，夏博義曾任的職務，等於香港的區議會議員，是一個英國二流政客。此消息馬上觸發記者的興趣，追查之下，原來夏博義還是英國自由民主黨的黨員。這樣一個英國政客，今年1月競逐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前，急急辭去英國市議員的身份，在選舉時卻完全沒有披露。

事件曝光後，大家好有興趣，為何一個英國二流政客，會落戶香港？

先要講講英國人夏博義如何來港。現年68歲的夏博義於1976年英國獲得大律師資格，1993年跑到香港，成為香港的大律師，2006年晉升為資深大律師。按夏博義自述，他首次來港是受到另一資深大狀戴啟思鼓勵，來香港見證回歸及監察人權狀況。

這裏要順帶一講戴啟思。67歲的戴啟思1984年從英國來港，那一年剛好是中英簽訂聯合聲明，英國要部署香港回歸之年。翌年戴啟思律加入律政司署出任檢察官，4年後即1989年，戴啟思出任助理律政專員，被委以重任，主責起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香港回歸前，他曾代表港府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英方代表的其中一員，亦於1991年任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英方代表成員，協助《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香港的實施。1991年底，戴啟思退出政府轉到私人執業。

英國人管治香港147年沒有訂立人權法，到快將回歸，就草擬人權法，找一個36歲的英國年青人來操刀起草，可見對戴啟思的信任和器重。而戴啟思搞完人權法，就轉投私人執業，還找了一個和他年齡差不多的英國朋友夏博義來港，一起關心香港的人權狀況。

夏博義來港執業後，就在90年代和戴啟思、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等人，共同成立「香港人權監察」，部署督促回歸後的特區政府要符合人權。而「香港人權監察」被指與美國政府資助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有政治聯繫，自1995年起已收取近1500萬港元撥款，更資助2014年佔中運動。

夏博義曾與李柱銘等人前往歐洲，游說歐盟和英國政要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港區國安法前身)。夏博義在2013年亦曾發表《西藏是否具有民族自決權》一文，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應有「民族自決權」，又指中國「入侵」西藏，令西藏人民處於「異族奴役、統治和剝削」之下。夏博義的政見，彰彰明甚，所以如今反對《港區國安法》，也很「正常」了。

夏博義近年有一段時間，離開香港，回祖家英國，不知是否部署退休，並在2018年參選牛津市市議員。但去年市議員任期未完，在《港區國安法》制訂前後，就突然回港。

據夏博義在《牛津郵報》自述，新冠疫情改變了他的生活，由於去年英國疫情嚴重令他難以執業，使他趁英國全國封城時，來港處理一宗案件，順道計畫留港數月暫避疫情，但在港期間不少民主派人士被捕，港府又頒布「惡名昭彰」的《港區國安法》，奪走港人自由，把香港改造為警察國家（Police State），故認為自己留在香港比牛津更有用，應該再次在港定居，為被《港區國安法》拘捕的疑犯進行辯護，他最後留在香港。

夏博義回港的理由，顯然有政治性考量。而他參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是由兩個法律界大佬李柱銘和駱應淦共同提名，由於有大佬壓場，根本無人出來競爭，讓他成功當選。

不過夏博義的英國政治背景暴露之後，公眾嘩然。一、事涉隱瞞。一個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怎可以隱瞞他的政治背景，特別是外國的政治背景呢？二、位置敏感。香港大律師公會不單是大律師界的專業組織，涉及大狀的專業資格確認，亦由於這個主席身份，他也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能夠決定香港的法官的任命。一個隱瞞身份的政客英國，參與推薦香港的法官、決定香港大律師的執業資格，可謂荒謬之極。

事到如今，夏博義應該馬上辭職，否則大律師公會的英國政治聯繫，真是水洗不清。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