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港」 成為完善香港政制主要議題

全國人大即將舉行會議，「愛國者治港」和香港政制改革，將是一個主要議題。

全國港澳研究會將於明日(2月22日)舉行視像研討會，討論如何在港落實「愛國者治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亦將參與研討會，並就「愛國者治港」作出論述，今次將是夏寶龍入主港澳辦後首次公開發表講話。

今次將是夏寶龍入主港澳辦後首次公開發表講話。資料圖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近日撰文指出，香港需建立有效機制貫徹「愛國者治港」。他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落實「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唯一出路，與高度自治並無矛盾。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

 譚耀宗表示，修例風波當中發生的暴力事件，衝擊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很多參選人受到衝擊，辦事處被破壞，支持者被威嚇，這種情況是不能允許的，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需要設法防止同類情況發生，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他強調，「要建立一個共識，香港社會真的要愛國者治港，要明白一國兩制這是最好的出路、唯一出路，也要明白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與香港有高度自治是沒有矛盾。」

譚耀宗強調，改革選舉制度並非對攬炒派的打壓，而是社會應該思考在香港國安法落實後，如何維持社會穩定。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何俊志。

另外，新華社亦訪問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何俊志，講述要堵塞選舉制度漏洞，方能充分落實「愛國者治港」。

「回歸以來的實踐表明，香港選舉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令‘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得並不充分，理應有所調整，讓這一重要原則在政治制度體系中更充分、徹底地貫徹落實。」何俊志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

何俊志說，「愛國者治港」本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一。鄧小平先生曾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但由於存在制度漏洞，極端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他們以「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管治權」為目的，嚴重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他們成為「治港者」是極其危險的。

作為長期研究選舉政治的專家，何俊志指出，絕大多數國家選舉都設有候選人資格審查，並設定了一些基本原則確保競選公職者愛國，但在香港目前體系中，這方面的規範明顯不足，為反中亂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間。

何俊志分析說，從2014年的非法「佔中」以來，香港極端反對派一直在預謀通過各種計劃和行動，甚至用獨立於中央的方式主導香港政治。他們在「修例風波」後竊取區議會議席，野心更加膨脹，企圖全方位爭奪香港管治權，一旦得逞，「顏色革命」就會成功，特區憲制秩序就會被顛覆。這是不能容忍的，也嚴重違背「一國兩制」。

他指出，從2019年區議會選舉和原定於2020年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前期過程看，香港現有選舉制度中的確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規則該規定還未規定或有規定貫徹得不徹底，比如公職人員宣誓制度、候選人條件規定、競選活動規定、當選議員之後的行為規範等，這為「攬炒派」「攬炒」香港提供了機會。「落實‘愛國者治港’基本的原則，就必然意味著‘反中亂港者出局’。」他說。

談及香港選舉制度漏洞，何俊志舉例說，基本法和香港現行與選舉有關的法律中，都沒有「初選」的制度規定，但在原定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提名前夕，以戴耀廷為首的反中亂港分子和反對派政團「民主動力」串通搞所謂「初選」，打著「公民投票」幌子裹挾民意，為反對派參選造勢。這種「初選」既無法律效力，也無憲制依據。這一行徑嚴重破壞選舉公平，擾亂選舉管理體制，影響正常選舉秩序。反中亂港分子和反對派政客無視法治要求，拋開現行法律規定的選舉制度另搞一套，公開設立票站並號召選民投票，進行所謂「初選」，是以非法活動進行選舉造勢和政治操作，企圖誤導選民在法定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其實質是欺騙、誘導、脅迫部分市民進行政治表態，妄圖以此操控立法會選舉。

「一些參選人還簽署‘抗爭聲明’，揚言一旦當選，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區政府停擺。這就是要製造新一輪‘攬炒’，意圖癱瘓特區政府。」何俊志指出，作為立法會議員參選人，連財政預算案都還沒看到，就揚言否決，這完全是喪失了最基本的政治倫理。

何俊志還認為，目前，香港的一些選舉職位代表性不充分，往往會在體制內放大某些極端反對勢力的聲音，無法讓其他階層的聲音充分表達、實現均衡參與，令外界誤以為極端反對勢力代表了香港，為其極端行動提供了空間，這種狀況必須得到糾偏。

何俊志指出，近些年，有反中亂港分子包括一些當選議員，主動勾結外部勢力，甘當美西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嚴重威脅國家安全。作為公職人員明目張膽成為美西方的代理人，明顯違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必須接受法律制裁，自然也無資格成為「治港者」。

香港政制發展的前路，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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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