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發表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論述，特別提出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尊重中央的主導權，多措並舉、綜合施策，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提交給三月人大會議議程，其中有為港區國家安全法完善相關制度一項。
概括而言：人是管治的核心，制度是管治的關鍵。
有反對派人士聞之不滿，指責中央是擔心反對派佔據立法會“35+”，將單方面通過修例、DQ、換人“三管齊下”，確保建制派議席萬無一失。
此話只講對一半，忽略了關鍵的另一半。
任何一個政府或執政者，都不會幼稚到以為用感召力，可以解決重大社會政治問題。設立與執政者的理念相適應的政制，不是中國政府的一大發明，回歸前的港英當局，從來就是依靠政制的設計和運用，以鞏固其不正當的管治權和影響力。
不妨簡單提及一下，早在港英管治時期，英方想延續其影響力，也是在政制方面幾番動作。
1981年6月，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將香港地方行政體系分為三級，分別為行政局和立法局、市區和新界地區各設立一個行政機構以及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共18個行政區內設立區議會。
1982年，區議會組成開始改變，其中包括官守議員（由政府官員出任）、政府委任的非官守議員、當然議員和少部分民選議員。最初的490個區議會議席中，132席為民選議員。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香港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循序漸進的民選政府機關。
1985年香港立法局首次間接選舉，正式開始了香港的代議政制。在立法局全部56名成員中，經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間接選舉的成員共24人，其餘為由港督委任的非官守議員和官守議員。
1989年英國政府改變了對華政策，大幅提高了普選的預期，主張1997年第一屆立法會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1999年第二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增至60個，到2003年第三屆立法會時，實現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而行政長官則最遲於2003年由普選產生。
1992年彭定康上任即公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香港基本法、違反中英已達成共識的七份外交文件，俗稱“三違反”。單方面公佈了一套政改方案，徹底放棄一直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原則，成立政府和立法局相互對應的事務委員會，政府向立法局負責；將新增功能組別變相為直接選舉等。
李柱銘稱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人鼓舞”，“完全超出了民主派想像”。正是彭定康掌握政制主導權，使原來立法局可以“直通車”方式，過渡到香港回歸後的安排被迫終止。
香港回歸前的政制主導權掌握在英國的手中，當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聲稱，“我們必須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使她能在短時間內達成獨立或自治”。
可見，誰執政誰就要主導政制發展，這裡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香港回歸後相當長的時間，中央政府很珍惜香港，只要是香港需要的，中央都會無條件地支援，在政制設計方面釋出最大善意，甚至把何時啟動、如何啟動的主動權留給香港，也就是大家所講的“五步曲”。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程式，有所謂“政改五部曲”，分別為：
（1）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
（2）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需要修改；
（3）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議案，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4）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5）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通過或備案。
雖然有了“五步曲”，但啟動政制循序漸進的幾次回合，反對派全面抵制，連“食住先”都不啃，公然與中央全盤翻臉，氣焰何其囂張。
客觀上，反對派的行徑也反證了一個基本道理，主導權必須在中央，只有中央依據基本法把政制鐵籠紮緊扎實，反對派才無縫可鑽。
夏寶龍強調“權在中央”，這絕不是一句隨便說說而已，當中最重要的資訊是，“五步曲”走不通，就要按基本法的規定，重新設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與參選人、參選資格、參選程式等，是完整的一套選舉體系。
夏寶龍在界定何謂“愛國者”時，列出了“非愛國者”的負面清單，其中有“攬炒”、“港獨”、“黑暴”、“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等，都應排除之。
有人猜測，今後會有更多的DQ，我想這恐怕是低估了“完善相關制度”的一切可行性。DQ只是事後補鍋，而事前的一切堵漏，將會更加嚴格和有力。
今年各項選舉隨之而來，由完善選舉辦法開始，通過對參選人的資格核實，嚴格執行效忠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宣誓，讓香港愛國民眾和團體在選舉中有更充分和全面的代表，以確保選舉產生的人士都是愛國者，並自覺按照基本法規定履行職務，立法會不再成為小丑的打鬧場。
中央下這麼大的決心撥亂反正，出發點無非是香港的問題始於政治，但終局是要解決香港經濟民生，令市民在“一國兩制”下有幸福感和獲得感。
可以預示，當中央主導了政制發展權，香港的政治格局必定開啟新的篇章。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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