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委會選舉將於9月19日舉行，外界並未注意到，選委會性質和職能將有重大轉變。按這次完善政制的設計，選委會除選出行政長官外，還會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佔立法會90名議員中的44.4%，背後的理念是重塑「行政主導」的政制，在行政長官背後形成穩定的支持，方便政策快速推展。
過去的選委會只是5年開一次會選行政長官。資料圖片
但知情人士指，未來的選委會相當重要，它的職能遠不只於此，將不會像過去那樣5年開會一次，選出行政長官就算，未來也不止於只是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改變將包括以下幾項 :
1、類似人大、政協。知情人士形容，未來的選委會，有點像現在的人大政協，現在中央政府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政府每年要向人大提交政府工作報告，交代工作，未來選委會與特區政府關係將類同，政府每年要向選委會交代工作。
未來選委會的職能和人大類近。
2、選委會將設專門委員會。人大及政協現在都設不同委員會，研究不同政策範疇，向政府提出意見，未來選委會也將有類似安排，就不同領域立專責委員會，研究政策並向政府提出意見。
知情人士特別提及，房屋問題將是未來特區政府施政重中之重，選委會一定會監督政府能否加快落實土地及房屋供應，達成長遠消滅劏房、解決香港樓價租金高昂的問題。
3、就重大問題臨時召開會議。選委會的角色可能比人大更重，比政協更進一步。以全國人大為例，人大現在是每年召開一次大會，兩個月召開一次常委會會議，未來選委會將發揮更重要職能，例如可以就重大問題召開臨時會議，要求特區政府匯報及接受質詢。以抗疫為例，假設將來再出現抗疫問題，香港不能有效控制疫情，選委會可召開會議要求政府解話。
知情人士認為，香港完善政制後，改變了選委會和立法會產生方式，各界對新制度有極高期望。不是改變了制度就當作達成了目標，不要以為做官做議員做選委只是榮譽性工作，要做出實際成效，取信於香港市民。因此未來選委會要發揮更大推動功能，不只是監督政府，還要推動政府真正有效施政，解決香港市民面對的重大經濟民生問題。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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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