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食：為食，也為見識

飲食講潮流，歐美近年積極提倡的潮流，是慢食。無論視作生活態度或推廣技倆，熱潮有增無減。早前趁假期，飛去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區（Piedmont），也去那慢食運動起源地 Bra。為食，也為見識。

Bra 的街頭

Bra 英文解作胸圍，這小城有家餐館，叫 Osteria del Boccondivino，於八十年代開業，食客讚它環境舒適，價錢相宜，食物簡單美味，讓人有回家吃飯的感覺。就是它的老闆柏天尼 Carlo Petrini，第一個提倡慢食，為世界創出飲食新潮流。

柏天尼（網上圖片）

餐館藏身碎石路窄巷，門口外牆上，掛著「蝸牛」慢食招牌，國際慢食總會原來就在隔壁。穿過拱門，步入庭院，一切煥然光猛。七八枱食客坐著，四邊三層高老房子，也用作餐室及廚房，是家典型的平民餐館。

餐廳門外掛著蝸牛慢食會招牌

早早訂妥位吃午飯。點菜後，樓上樓下四處看。庭院很安靜舒服，一株老樹，從草地向上斜生，長到三樓欄杆上，形態非常可愛。柏天尼本身也是食評人，當日和朋友吃飯時，天天看著這庭院，醖釀出慢食理念。

庭院內可愛的老樹

所謂慢食，不少人以為是食時慢慢「嘆」，其實是誤解。柏天尼提倡的，是「吃得好，清潔和公平的權利」。好是美味，清潔是食材生產及運送時，保持完全自然，公平是價格合理。實踐起來，是就地取材，吃當造新鮮食物，吃原汁原味，實質效果，就是避免長途運送食物，保存地道食物，支持本地小農戶。

能標榜這種理念，區內物產自必豊富，否則以什麽來煮食。事實上，Piedmont 是意大利重要農產區，也是歐洲老饕口中的食區釀酒區，菜色自成一派。離 Bra 只十公里的 Alba，所產白松露馳名世界，當然也去了。

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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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鏞去世，對我輩讀金庸小說長大的人來說，有很大的思想衝擊。猶記得自己六、七歲的時候，爸爸每天都要買一份《明報晚報》看股票經，每日下午2時許，我就拿著兩毛錢，行十分鐘到報檔替爸爸買報紙。我發現《明報晚報》雖然沒有漫畫，但有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後在每天買報回家的路上，邊走邊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等經典小說，就這樣給我讀完。我在小說中認識的作者金庸，覺得他是一個挺浪漫的人。

我大學畢業後，當了記者，正值上世紀80年代《基本法》起草之時，我長期採訪草委會會議，見到金庸的真身查良鏞，他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而小組內地召集人是中國法律專家蕭蔚雲。每次會議結束，都會聽查良鏞簡報開會的情況，慢慢和他接觸多了，對他的政見也有了較多的了解。初時的印象，覺得查良鏞比較反共，不明白為何中央還要找他來當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

再把鏡頭拉前，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不少地方紅衛兵武鬥很厲害，惹起很大混亂，廣東省都有大量人偷渡來港，在羅湖邊界山頭，有大量偷渡者在哪裏露宿。當時社會的媒體氣氛比較左，很少報道這些事情。查良鏞則獨排眾議，在《明報》大爆內地文革武鬥、大量難民湧港的慘況，又寫社論批評。他甚至借自己小說的反派人物，諷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傳說「東方不敗」的原型，就是毛澤東。

查良鏞作為報人，很善於表達「異聲」，不流群俗，令當時的明報評論在70年代脫穎而出。不過，到鄧小平上台，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查良鏞和中央的分歧就大大收窄。

在草委會開會期間，和查良鏞聊天，會發現他看政治問題，其實是務實派。當時的草委會政制小組內，有民主派的草委司徒華和李柱銘，查良鏞有時嘗試扮演一個中間人角色，想彌合香港民主派草委和和內地草委矛盾，希望找到大家能夠接受的方案。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香港有不少人認為要把民主輸入中國，結果引來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向香港警告，說「井水不要犯井水」。查良鏞對於香港及內地的關係講得很白，他就叫香港人要「識做」，香港人不想內地干預香港，就不要經常走去干預內地。他以一個小孩子和一個世界拳擊冠軍來比喻香港和內地的實力差距，說香港這個小孩子，經常走去挑釁拳擊冠軍，到某一天，拳擊冠軍終於忍不住要還手，香港會馬上玩完。中國要管死香港，有很多方法。

查良鏞講的廣東話有濃重的江浙口音，聽起來很不舒服，他叫香港人要現實一點的評語，同樣不太中聽。過去幾年，香港不但有人要改變內地制度，還慢慢生出一些更加激進的港獨思維，甚至提出香港要以武力革命，脫離中央，這些激進變化，恐怕連查良鏞也始料不及。

如今回看查良鏞現實的政治評論，就發現他並非親共，而是有著香港人的務實智慧。

(有興趣可看查良鏞在1997年接受有線電視的訪問：https://goo.gl/7Rgpmv)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