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教協的蛻變：由誤判國情開始

2021年9月25日《溯源教協的蛻變：AFT決議案事件》一文中，我提到了2007年國際公務人員聯合會（PSI）維也納世界大會上，我曾公開駁斥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 AFT）抹黑和污蔑香港和中國的兩個決議案。我發言的依據是華員會一份制定於1990年代後期的「準則」。

華員會的務實建議

這份「準則」是為回應PSI因有意接觸中國工會並訪華而諮詢香港加盟會的意見而制定。它向PSI提出了一些務實、理性的的建議：在處理與中國內地工會的關係時，應客觀肯定中國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不要無理指責；對負面的事實，應給以善意和富建設性的批評，不要惡意攻擊；採取一個正面、友好、現實的態度和對話 ，而不是對抗的政策，可以鼓勵、協助中國政府和全總做得更多、更好，這將令中國的勞工更能得到實惠。

解讀判斷國情，不以意識形態劃線

其實決定如何處理與中國內地工會的關係，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看待中國國情。華員會給予PSI的建議並非隨意制訂，而是建基於該會踐行中的基本立場：交流時應秉持「與人為善」、相互尊重之道，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以政治顏色斷黑白，盡量為國際工運的團結和發展「增添正能量」；對於具爭議性的事物，應堅持「客觀理性務實」、「是其是非其非」的實事求是精神；對於不了解的事物，應抱有「擴闊視野，增加認知」、「兼聽則明」、「客觀全面分析」的學習態度。

未能從不同角度深究國情

但觀乎教協司徒華和職工盟李卓人提供給AFT兩個決議案的「資料」，則可見，他們的取態恰恰相反。不過，有此反應又並不全然令人意外。因為僅在此前不久的1990年代，世人才見證了蘇聯東歐集團的分崩離析、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大潰敗。既然中國內地被他們視為「地獄」，中國政府及全總是「魔鬼」，則中國的崩潰何能例外？1989年不就發生了巨大的風波？對複雜的中國國情既有嚴重的誤讀誤判，他們當然未能也不會從不同的角度去深究：為什麼在東方，國內問題叢生的中國，能夠令一次又一次的「中國崩潰論」預言落空？為什麼國家雖仍在跌跌撞撞，竟能在進入21世紀之時，躍上和平崛起的快車道？為什麼中國的絕貧人口能夠在不長的時間裏大幅減少、中產人口能大幅增加？……遺憾的是，因為選擇了偏執偏激路線，他們驅逐了理性，讓謬誤和偏見充斥自己的腦袋，更蛻變至不惜在國際上妖魔化國家、把自己和工會置於與國家為敵的定位上。至於把中國戰艦派駐維多利亞海港之目的，荒唐地演繹為要「武力威嚇」香港民主人士，則可見他們已蛻變至無底線反中的立場。

了解國情亟需避免「瞎子摸象」

華員會對內地工會的認識，實際上始於1984年7月的初次接觸。其時，時任華員會會長郭元漢率領了一個4人代表團上京會見國務委員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為香港公務員得以由港英政府順利過渡至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合理權益得以延續，尋求中方的支持。會見時，全總副主席王家寵在座。會後，全總的中國職工對外交流中心宴請了華員會一行，還安排了我們參觀位於北京石景山的首都鋼鐵廠，並與首鋼工會座談。為爭取了解多方面國情的機會，避免「瞎子摸象」，上京前，我們準備了好幾十條、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其中不乏很尖銳的，不但在開會時、參訪時尋求答案，還天天與新華社、全總的陪同人員交流，向他們詢問。晚上，我們又在郭會長帶領下，在下榻的職工之家(全總擁有的酒店)圍坐，對照各自的筆記。這之後十多年與內地的繼續交往，大大增進了華員會對國情的了解。我們為國家落後的現象、為華東大水災擔心，為頻發的礦難、農民工屢被欠薪不滿，也為國家的點滴進步、內地的勞工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惠高興。通過參訪，我們進一步了解到中國政府、全總正在積極糾正過去曾被忽視或做得不足不好的範疇，例如勞動安全和健康、社會保障、集體談判、三方協議、勞動合同機制等等。現在回想起來，正是由於華員會一直採取的是「政治中立不偏、作風務實穩健」的中間路線，拒絕偏執偏激、反對政治凌駕一切，才得以較客觀、實事求是地評價內地的工會、較理性地看待複雜的國情。就此，應記一功的正是那套向PSI提出過的建議、又規範華員會自己合理處理與內地工會關係的準則。

PSI未能善始善終

而收到華員會建議後，PSI也開始通過日本加盟會、日本最大的公務人員工會自治勞(JICHIRO)的牽線，接觸全總。2000年6月，更由JICHIRO出面，邀請了全總國際聯絡部部長夏曉梅和她的同事列席在日本京都召開的PSI亞太區東亞分區的年會。這既是兩岸四地的工會人士在異國他鄉聚首一堂的歷史性一次，也是PSI與全總(分別由時任PSI秘書長漢斯與全總夏曉梅部長代表)歷史性會面的一次。雙方討論到PSI訪華的安排。年會後，我還曾一度為此為雙方傳過兩三次話，希望能促成雙方的正式交往，惜終未能成事。據了解，問題出在 PSI的誠意上：它先是對全總主動提供的翻譯信心不大，但又未能自帶翻譯；更荒謬的是它竟堅持要求全總安排會見內地「異見分子」！說到底，這是PSI沒能真正聆聽華員會忠告的結果。過程中，有什麼人曾居中破壞，則不得而知了。可知的是，幾年後，PSI對中國、中國工會的態度有了逆轉，竟然容許AFT在世界大會上提出抹黑攻擊中國、中國工會、中國香港的決議案。只是因為華員會的極力反對，部分工會代表講了些比較公道的話，有關決議案沒有付諸票決，而是改為交由PSI理事會決定如何跟進，最後不了了之罷了。

批「異化」者走向「異化」

溯源原被認為是愛國愛港的司徒華及教協蛻變的因由，教訓非常深刻：倘若一開始，國情不被誤讀誤判，過程中又能摒棄偏執偏激、政治凌駕專業和維權的路線，與外國工會能保持適當距離，「走火入魔」將得以避免，教協應不會最後被戴上「反中亂港」之帽子。令人唏噓的是，曾批評中共「異化」的司徒華，看不到中共自癒的能力，也看不到自己反而走向了「異化」的結局。

前華員會會長 黃河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為溯源教協的蛻變，我在2021年9月14日一文中，詳述了司徒華去世後，2013年7月，教協如何毫無底線地以政治凌駕專業、自我踐踏教師專業操守的一個例子：「粗口女教師事件」。本文再詳述一個發生在2007年9月的「AFT決議案事件」。 

那是香港回歸10周年的一年，華員會自1972年就加盟至今的國際公務人員聯合會（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 PSI，前曾譯作「國際公務員協會」）召開第28屆暨100週年慶的維也納世界大會。我由會前收到的文件得悉，同為PSI加盟會的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 AFT），提出了分別針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第11號、第12號兩個決議案。在前者，中國內地被描繪成「地獄」，中國政府及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 成了「魔鬼」！在後者，脱離了殖民統治才10年的香港則被描繪得同樣糟糕：港人的言論／結社自由、工會權利受到「鎮壓」；被全社會公認弱勢得很的特區政府，竟敢「限制」立法會內的討論、發起「運動」「匿名威脅」「民主活躍分子」！豈料「沒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中國政府竟被AFT扣上一頂要出動戰艦來「武力威嚇」香港民主人士的大帽子！ 抹黑之餘，AFT還要求PSI (本會作為加盟會包括在其中) 「杯葛」中國政府及全總；而它在炮製兩個決議案的過程中，竟然可以完全不理會更有發言權的香港加盟會的處境、可以完全不諮詢香港加盟會的意見，並且在提交決議案後仍拒絕聽取本會的意見，不願撤銷提案。正是口喊民主，自己的行為有何民主可言？

為在國際會議上捍衛香港的尊嚴，秉持華員會一直提倡的「是其是、非其非」的精神，遵循華員會理事會有關怎樣處理與中國內地工會關係的準則（我將另文介紹相關問題），為正視聽，我在這次世界大會上公開發言，嚴正駁斥提案人AFT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抹黑和污蔑，批評了它的傲慢、無知和反民主的表現，讓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們兼聽了直接來自香港加盟會的另一種聲音、不同的意見。

筆者在2007年國際會議上駁斥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無理抹黑

 在大會發言時，我首先表示，「作為生活、工作於當地並見證其發展者，香港加盟會十分了解我們的家－－香港」，「我們希望表達不同的看法：在指責中國的同時，我們不應忽視這個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正艱辛地面對着的實際困難。我們亦不應否定中國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這些成績並不只是在最近幾個月才取得。假如中國是一個魔鬼或地獄，則不可能有過去20年巨大正面的發展」。

在講話中，我駁斥AFT的污蔑：「我們認為，指控香港的民主改革和工會權利受到阻撓並無根據。攻擊香港政府發起『威脅支持民主的人士的運動』、『匿名恐嚇擁護民主的活動家』也没有任何證據的支持」。我指出：「如果香港的情况(有如決議案描述般)如此糟糕，殖民地時代的夢想不可能在1997年後成真，例如：(1) 國際勞動節成了香港法定的勞工假期；(2) 香港人如今有了直接或間接挑選香港最高首長（行政長官）的發言權。」我告知與會的代表們：「你們或許不知道，是中國政府在1984年首先並單方面透過這份文件－－英國和中國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承諾本地人有選舉香港最高首長的權利。諷刺的是，其時，港英立法局仍沒有一個議員由選舉產生，更不必說總督全由英國派來」。我表示：「的確，目前還不是普選，但對此，這份《基本法》早已給予了承諾。困難的是，社會對是否現在就普選，或速度上應慢一些，在社會達到共識後才實現，呈現了分化」。 

我又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如果香港的情况如此糟糕，港人不可能享受到各項自由：(1) 回歸10年以來，工會的數目增加了33%；(2) 殖民統治下，無人敢漫罵、侮辱港督和港英政府。今天，無人因公開漫罵、侮辱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而受恐嚇或檢控」。我強調：「我們並不滿意現狀。但不應因而漠視1997年之後香港的成功一面」，「我們並不認為偏見可以代替理性，誇大和極端可以驅逐客觀」。發言的最後，我還朝向AFT代表們座席的方向，提高聲量：「提案人美國教師聯合會(AFT)並無在提交決議案予本大會之前諮詢我們」，「這是一種（對香港加盟會的）侮辱，是反民主的表現！其結果是，AFT令自己閉塞，讓謬誤和偏見充斥自己的腦袋！」

我留意到，我發言時，諾大的會場幾乎沒有雜音，代表們都很專心聆聽。我發言後，沒有任何一位代表提出相反的意見，提案人AFT則是「粒聲不出」。事後，一位挪威的代表還主動走來告訴我，他贊成我的意見，認為美國提案人有冷戰思維，老想佔有支配地位，又批評他們竟沒有預先諮詢我們的意見，確是不民主的行為。一位菲律賓代表讚賞我有勇氣在大會上說出不同的意見，她贊同不應事事與政府對抗，但認為像她那樣想法的工會在這裏是不會受到歡迎的(not popular)。還有一些日本、韓國、蒙古國、新加坡、新西蘭、丹麥、英國和非洲等地的代表也表示了對香港加盟會的支持。因我只有3分鐘發言時間，介紹不了更多的情況，為了方便各國代表了解香港加盟會較詳細的意見，發言前印刷的1000份評論AFT決議案的文件，在大會分發時受到了歡迎，有不少代表還主動索取，很快就派光。中國問題受到普遍的關注，由此可見一斑。

與不少代表較客觀、理性的取態比較， AFT顯得相當可笑、荒唐！同樣可笑的是，不去深究我反對理據的菲律賓籍PSI亞太區副會長，竟然忙不迭地在我發言後，向受到「任何傷害」（any hurt）的AFT「道歉」。她又在PSI理事會會議上指責我的發言未經地區討論，盡顯她無知、無底線「拍馬屁」之丑態。為此，我向新當選的PSI秘書長提出強烈的投訴，投訴信中我把這位副會長痛斥一頓！然而，更讓我驚訝的則是，我會後得知，AFT決議案那些「生安白造」抹黑香港特區和中國內地的「資料」，竟來自香港的教協司徒華和職工盟李卓人！其時，司徒華仍在世，足證教協的蛻變，事實上出現得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