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共合作 團結抵抗日本侵略

1936年12月，日本加緊侵略中國，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促使國共兩黨停止內戰。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邁出了全面侵華的第一步。 7月8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通電嚴正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通電呼籲：「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建築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願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周恩來率隨即率領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付蔣介石。蔣扣壓沒有公布。7月17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同蔣介石、邵力子、張沖在廬山繼續談判。

同一天，蔣介石發表了《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該聲明稱「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東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抗戰決心。

蔣介石號召全國人民抗戰。

在盧山談判中，蔣介石承認陝甘寧邊區，同意紅軍編為三個師，但在紅軍和蘇區的管轄、每個師的參謀長和政訓主任由哪方選派等問題上，雙方各執已見，互不相讓，使談判陷入僵局。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同時與國民黨繼續談判，仍未達成一致意見。

國共就合作抗日問題在廬山談判。

這時，日軍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大舉進攻上海，使國民黨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受到嚴重威脅。在全國人民抗日運動的推動下，蔣介石表示同意紅軍改編和設立總指揮部。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2日又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北洛川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宣傳鼓動提綱，向國民黨、全國人民、全國各黨派、各界各軍，提出徹底戰勝日寇的十大救國綱領。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開赴華中抗日前線。

9月6日，陝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張國燾任副主席。

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播發《宣言》。

在全國抗日形勢的推動和在中共的督促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於9月22日向全國公開發表了共產黨於7月15日遞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告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抵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宣言》提出，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發動民族革命抗戰﹔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實現中國人民幸福與愉快的生活等制三項基本要求。

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諾言：願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國家博物館藏 《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蔣介石於9月23日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場：「集中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敵，挽救危亡。」

至此，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標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國人民和民主黨派的熱烈歡迎。它的偉大意義，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

「分道揚鑣」這個成語最早出自於《魏書》，當中的《河間公齊傳》有言：「子志與御史中尉爭路，俱入見，而陳得失，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名叫喚作元志的人。作為武川鎮將拓跋蘭之子，元志自小就有武將風範。不僅為人強悍，辦事亦十分幹練。因為從小接受良好教育，頗有文才的元志很快就得到北魏孝文帝的賞識。加上，其父拓跋蘭又曾救過皇帝的性命，所以年紀輕輕的他就被委以重任，成為了洛陽縣的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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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北魏宗室的元志自小豐衣足食，以致他為人處事都帶有一番傲氣。年輕氣盛時，他尤愛爭強好勝。有次他乘車出門，在路上恰巧遇上朝廷御史大人李彪。按禮節來說，官職較低的元志本應讓路予李彪。沒想到元志毫不謙讓，反而大有一番與李彪死守奪路之意。身居高位已久的李彪從沒見過如此狂妄之人，氣得馬上扭頭就走。本來想忍讓一番的李彪一想到元志那趾高气昂的模樣，就咽不下這口氣，馬上進宮求見皇上，以討回公道。元志當然也不認輸，隨他一同進官。

孝文帝聽到兩人同時求見一事，也心感詫異。不過他很快釋然，擺擺手便讓兩人進來。見過孝文帝後，李彪也不拖沓，馬上直奔主題說：「皇上，今天臣與洛陽令狹路相逢。臣作為朝廷上的近臣，哪有給洛陽令讓路一說？」元志聽後也不甘示弱，緊接着說：「中尉，你這話就說得不對。普天之下，誰不編戶？凡是住在洛陽縣的人通通都記在我的戶籍本上。你既然在我的戶籍本上，那就得歸我管！有甚麼道理要我給你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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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聽着兩人爭執不下，就感到無比頭痛。只是兩人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實在是不好評判是非，所以孝文帝也只好硬着頭皮說：「洛陽是我們的國都，自然應該分路而行。自今以後，你們倆分開走吧！」從此之後，元志便與李彪折尺量道，每人各佔用一半，各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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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概括出成語「分道揚鑣」，意指各走各的路；現今大多用來比喻因為志趣、目的不同，而分路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