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克機場（1）

喜歡在慕尼黑機場轉機，一切都這樣熟悉，自沏的熱茶、當天的早報、破曉的陽光、……。

抵埗，必然是超過十二小時飛行以後。歐洲才清晨五點半，旅客睡醒了，冬日的太陽仍未醒，窗外天地昏暗。這時份人少，入境清關快。轉機，不是走G閳就是H閳通道，七八個人在排隊，護照查妥，步下一條短電梯，半途轉左，穿過一道不顯眼的玻璃門，再檢查行李。半小時不夠，已能出到轉機大堂。

今次又放那款新寶馬？本能地猜。經驗所知，大堂入口例必放著一輛最新的寶馬，讓大家看看摸摸。這個早上，是輛寶馬BMW 7er，不遠處，還有一輛簇新的奧迪R8V10。不少旅客停步，特別是年輕男士，帶著艷羡眼神摸呀摸。平治不放這裡，平治放在法蘭克福機場，去年夏天，曾展出一輛平治F1參賽跑車真身，令旅客側目，爭相摸摸拍照流連，連下個航班都錯過了。

有別於很多歐洲機場，慕尼黑的確服務週到。大堂左右兩翼，均設有自助飲品櫃位，招待經濟艙旅客。咖啡朱古力和茶包，免費隨意飲用。才早上六點，當天報章已準備好，整齊的放在架上，德國報紙外，還有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國際版紐約時報，也是免費取閱。

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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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鏞去世，對我輩讀金庸小說長大的人來說，有很大的思想衝擊。猶記得自己六、七歲的時候，爸爸每天都要買一份《明報晚報》看股票經，每日下午2時許，我就拿著兩毛錢，行十分鐘到報檔替爸爸買報紙。我發現《明報晚報》雖然沒有漫畫，但有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後在每天買報回家的路上，邊走邊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等經典小說，就這樣給我讀完。我在小說中認識的作者金庸，覺得他是一個挺浪漫的人。

我大學畢業後，當了記者，正值上世紀80年代《基本法》起草之時，我長期採訪草委會會議，見到金庸的真身查良鏞，他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而小組內地召集人是中國法律專家蕭蔚雲。每次會議結束，都會聽查良鏞簡報開會的情況，慢慢和他接觸多了，對他的政見也有了較多的了解。初時的印象，覺得查良鏞比較反共，不明白為何中央還要找他來當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

再把鏡頭拉前，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不少地方紅衛兵武鬥很厲害，惹起很大混亂，廣東省都有大量人偷渡來港，在羅湖邊界山頭，有大量偷渡者在哪裏露宿。當時社會的媒體氣氛比較左，很少報道這些事情。查良鏞則獨排眾議，在《明報》大爆內地文革武鬥、大量難民湧港的慘況，又寫社論批評。他甚至借自己小說的反派人物，諷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傳說「東方不敗」的原型，就是毛澤東。

查良鏞作為報人，很善於表達「異聲」，不流群俗，令當時的明報評論在70年代脫穎而出。不過，到鄧小平上台，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查良鏞和中央的分歧就大大收窄。

在草委會開會期間，和查良鏞聊天，會發現他看政治問題，其實是務實派。當時的草委會政制小組內，有民主派的草委司徒華和李柱銘，查良鏞有時嘗試扮演一個中間人角色，想彌合香港民主派草委和和內地草委矛盾，希望找到大家能夠接受的方案。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香港有不少人認為要把民主輸入中國，結果引來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向香港警告，說「井水不要犯井水」。查良鏞對於香港及內地的關係講得很白，他就叫香港人要「識做」，香港人不想內地干預香港，就不要經常走去干預內地。他以一個小孩子和一個世界拳擊冠軍來比喻香港和內地的實力差距，說香港這個小孩子，經常走去挑釁拳擊冠軍，到某一天，拳擊冠軍終於忍不住要還手，香港會馬上玩完。中國要管死香港，有很多方法。

查良鏞講的廣東話有濃重的江浙口音，聽起來很不舒服，他叫香港人要現實一點的評語，同樣不太中聽。過去幾年，香港不但有人要改變內地制度，還慢慢生出一些更加激進的港獨思維，甚至提出香港要以武力革命，脫離中央，這些激進變化，恐怕連查良鏞也始料不及。

如今回看查良鏞現實的政治評論，就發現他並非親共，而是有著香港人的務實智慧。

(有興趣可看查良鏞在1997年接受有線電視的訪問：https://goo.gl/7Rgpmv)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