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前奏曲?
1974年6月，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必須住院治療。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選擇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再度復出，負責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頂住「四人幫」的阻撓和壓力，開始了對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一年，就使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部隊建設等各方面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 毛澤東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
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推薦，1974年10月4日，他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
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江青預感鄧小平有可能在四屆人大上接替周恩來，正式主持國務院工作，就導演了一連串妄圖由她「組閣」的鬧劇，特別是“風慶輪”事件。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很快得知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向即將赴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恩來很清楚，爭論的焦點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幫」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囑告王海容、唐聞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這次王洪文似乎聽懂了，十分尷尬。當周恩來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鄭重地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間毛澤東還指定鄧小平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不超過5000字。鄧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務。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又說：「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在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2 鄧小賓士鐵路拉開整頓序幕
鄧小平受命於黨和國家危難之際。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十分嚴峻，「四人幫」的破壞活動還很猖獗，鬧派性、搞分裂，社會秩序也很混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軍隊也存在嚴重問題。
經過第二次「起落」的鄧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時深入思考的治國之策付諸實施。
1月1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優良傳統要恢復，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回想起從江西南昌乘火車返回北京時，特快列車竟晚點3個多小時的情景，鄧小平決定以鐵路運輸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戰線進行整頓。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會議。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鄧小平快步走進會場，他冷靜地環顧四周，幾位省、市領導走上前來，笑容滿面地想與他握手，鄧小平卻敏捷地舉起右手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他看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
鄧小平掃視著在場的人，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他談到，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混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第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的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系統率先開始了整頓。萬里要求全國鐵路做到「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
萬里親自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幾個問題嚴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好轉。到4月份，嚴重堵塞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的19個超額完成了計劃。鐵路整頓初見成效。
3 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但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卻對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把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整頓工作的各項措施誣衊為「經驗主義」，藉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具有豐富領導經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鼓噪甚囂塵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的貨色”等聳人聽聞的言論，充斥著輿論宣傳領域。
鄧小平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在領導幹部中突出地強調要有敢於鬥爭、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馬蜂窩」。他曾幽默地說自己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不怕人家“抓辮子”，以此鼓勵幹部打消顧慮，敢於鬥爭。
在「四人幫」挑起的所謂「反經驗主義」的鬥爭面前，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作一次專門的“請教”。毛澤東很重視，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批評了江青等人反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的問題。
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在政治局內成了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但「四人幫」並沒有認錯。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發。可在會下，他們卻攻擊政治局的批評是“突然襲擊”，是“圍攻”。
針對「四人幫」的攻擊，5月27日和6月3日，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這些專以“革”別人的“命”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鄧小平緊緊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幫」編造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這三件事，反問道：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他不容置辯地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總括了歷史經驗。搞小圈子歷來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在鄧小平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發言之後，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先後發言。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語地坐著。張春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終於，王洪文堅持不住，做了點自我批評。江青也開口了，她檢討自己對上次的會“自我批評不夠”，“還要加深認識”。
自「文革」發動的九年來，像這樣政治局連續開會嚴肅地批評江青一夥，還是第一次。不到一個月，江青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上交了難得的書面檢查：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是我個人講錯了話，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安定團結；關於個人自作主張到處送材料的問題，是無組織無紀律，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目前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這一提法是主觀片面的，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擴大打擊面，嚴重地造成不安定團結。」她承認：“‘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
4 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
在工交戰線的整頓深入發展時，鄧小平提出國務院要開務虛會。他認為，前些日子一個一個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看來這樣不行。要研究長遠規劃，通盤考慮一下。
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
在以軍隊整頓為主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嚴厲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他親自主持了對全軍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有力地穩定了軍隊，對於抵制「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戰線，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對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部長周榮鑫說：“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從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集中論述這樣一個觀點：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文藝界這時也出現了新氣象。被江青一夥誣衊為毒草而禁演的電影《創業》和《海霞》，經政治局批准公開放映了。《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有影響的好節目重新公演。
在農業戰線，為了調整黨的經濟政策，中央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1975年夏季，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成效十分顯著。
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等，均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全年社會總產值增長11.5％，國民收入增長8.3％。在這一時期內還建成了中國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完成了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線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鐵路建成通車。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自1972年起陸續談判進口的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建設安裝工作，也有了較大的進展。軍工生產經過整頓，面貌也有改變。中央還決定壓縮和調整中國對外援助的支出。對外經濟援助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只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多一點，以後逐漸上升。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到占財政總支出的6.3％。1973年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2％，主要是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某些非洲國家的援助，已超過了國力所能擔負的程度。因此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財政總支出的5％以下。全國財政當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全面整頓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提供的又一次良機。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將會更早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來源：新聞午報 摘自《聚焦人民大會堂》 金聖基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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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本文摘自《中南海風雲人物沉浮錄》，顧保孜 著，杜修賢等 攝影，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6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