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東補選，打著中間路線旗號參選的黃成智，以4%的得票率排名第五。考慮到劉志成和梁天豪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經驗、知名度和媒體關注，可以說，黃成智實際上是幾位有可能當選的候選人中排名最低的一位。
黃成智將他的潰敗，歸咎於「棄保效應」。但是，根據選舉的結果，同屬泛民的梁天琦依然得到不少支持，得票率較黃成智高出三倍，可見「棄保效應」的說法並不成立。再者，如果黃成智認為他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數」，那麼他才是最有能力勝選的候選人，又豈會排名墊底呢?
黃成智一直未有明確的定義他的「中間路線」。從兩場補選電視辯論的發言，大概知道他口中的中間路線是「泛民與建制以外的一個選擇」、「做好民生工作」。而根據新思維的政綱，便包括支持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以對話溝通解決社會問題、捍衛核心價值與落實民主政制等等。老實說，政綱的大方向與民主黨的大同小異，實在看不出這種思維有多「新」。
早在新思維誕生之前，政壇上已經出現過走中間路線的人物。在2004年，代表職工盟的立法會議員劉千石嘗試成為中央與泛民之間的橋樑。他提出「大和解」，希望雙方就政改方案互相交流，藉此增加互信，改善關係。在05年的政改方案表決中，他又投下棄權票，不就方案表態。然而，他的下場是，2008年立法會選舉僅得一萬票，較04年減少75%。
其實，開除黃成智黨籍的民主黨，亦曾經嘗試走中間路線。2011年的政改方案，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舉行會議，最終達成共識，將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數目增加至1200人、增加立法會議席至70席及引入超級區議員席位。但是，一如劉千石的下場，民主黨在往後的選舉表現失色，在12年立法會選舉中損失3個議席。
在一個長期兩極的政治環境下，中間路線鮮有成功的例子。在美國，各隔幾年便有政商份子組織參政，希望打破長期由民主、共和兩黨壟斷的政治局面，然而全部失敗收場。在英國，立場相對靠近中間路線的自由民主黨，亦從未成功取代工黨和保守黨的地位。可見，中間路線的失敗，實在不單是香港的現象。
筆者認為，中間路線不成氣候的原因有四個。第一，民意長期兩極化，促成選民有固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中年或以上的選民，其政治取向和價值觀甚少有大幅度的變化，因此不容易取得大部分選民的支持。第二，中間派容易招人口實，被誤認為是「騎牆派」。由於兩邊不是人，在輿論上容易處於劣勢，最終招致各派選民的不信任。第三，中間路線的定位不明確。以新思維為例，其有關做好民生工作的主張，與建制的主流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無異。至於有關爭取民主的政綱，與民主黨等溫和民主派亦相差無幾。了無新意的方向，難以吸引選民「轉呔」。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中間路線的選民政治參與度不足。筆者絕對相信，香港有一大群人是沉默派。他們或許對政治有一套看法，但甚少付諸實行，或是透過任何形式或方法表達。基於這群人對政治沒有太大的熱誠，他們亦不會將想法和意見轉化成選票，推舉候選人進入議會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代表中間路線的候選人，得票比激進路線的候選人更少。筆者舉例，假如沉默群眾有一百萬人，而他們的政治參與度只有5%，那麼代表沉默群眾的候選人便只有5萬票。雖然，激進派的支持者較少，假設只有三十萬人，但由於政治參與度達到50%，代表激進勢路線的候選人便可以取得15萬票。換言之，中間路線的死因，是在於他們捨易取難，嘗試鼓動一群最難被鼓動參與政治的選民。
筆者相信，隨著民意進一步的撕裂，中間路線的生存空間亦會進一步收縮。黃成智這位老黃忠，以一場政治實驗告訴大家，中間路線在現時的香港並不可行。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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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琦的得票率一如選前民調顯示，只是僅次於楊岳橋和周浩鼎。鑑於梁天琦只是政壇新人，又欠缺主流政黨的資源，有輿論認為結果是喜出望外，反映激進本土派成為第三勢力，在往後的選舉有望爭取更多的議席，甚至挑戰傳統泛民的地位。然而，這個說法是否成立呢?
一切應該由激進本土派的議會歷史說起。在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屬於激進派的長毛梁國雄首次當選。當時，立法會內的抗爭行動不算激烈。雖然長毛曾經多次被驅逐出議會，但他主要的手段依然是街頭抗爭，在鏡頭前表現激動的情緒和行為。然而，這些行動甚少觸犯法律，甚至有意見認為只是「戲劇效果」，並非真正的暴力。到2008年，長毛、陳偉業與黃毓民組成社會民主連線，標榜以激進的手段爭取民主，成功贏取3個議席。所謂激進的手段，既有議會外的，亦有議會內的。在議會外，一些牽涉肢體衝突的示威行動明顯增加，而且參加者有年輕化的趨勢。在議會內，開始出現搗亂議事規則的行為，當中包括黃毓民向曾蔭權「扔蕉」。三年後，由於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社民連內部對「狙擊民主黨」一事上產生分歧，促使社民連分裂及人民力量的組成。至此，最激進的政黨就是人民力量。除了繼續上述的抗爭，還開展「票債票償」行動，在區議會和立法會挑戰民主黨。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更激進的人民力量的得票率較社民連高出一倍，並取得三個議席。反觀社民連的議席則由三席減至一席。四年過去，香港經歷佔領事件和旺角暴亂兩大更激進的社會抗爭行動。參與以上行動並成為當中主力的參選人，在往後的選舉成績亦十分理想。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便有8名參加過佔領行動的傘兵取得議席，這項成就連人民力量和社民連都有所不及。而2016年的新界東補選，梁天琦亦取得6萬票。雖然他未能勝選，但他的得票已經較變成「溫和激進派」的長毛和更激進的陳志全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還要多。
以上的現象有兩個意義。第一，激進的定義是不斷更新。由街頭激進到議會暴力，再由狙擊民主黨到狙擊內地人，直至近年以整個社會利益為代價的激進暴力手段例如佔領行動和旺角暴亂，足證激進手法是不斷升級的。過往被視為激進的手段，今時今日可能被視為溫和的行動。第二，激進派只有愈來愈激進和本土，才能得到選民的支持。以前由社民連盡佔激進勢力票源，到後來被更激進的人民力量取代，至今天有傘兵和本土民主前線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甚至有爬頭的可能，一切都說明「激進」是沒有底線的。只要激進派支持者的訴求不被滿足，他們便會尋求更激進的行動，與及支持實踐更激進行動的政治組織。
因此，與其說這群激進派系的新人會分薄傳統泛民的票源，倒不如說「更激進派」會分薄「溫和激進派」的票源。事實上，傳統溫和派和激進本土派的票源是不盡相同。前者的支持人士大多來自中年、渴望穩定的中產和社區人士。當中部分政黨例如民主黨、民協、工黨等等，在地區工作和基層工作方面十分成熟，亦是他們選票的主要來源。後者的支持者則是年輕人和首投族。他們沒有長期的地區工作和發掘議題的經驗，主要依賴行動和口碑以吸納選票。因此，雙方在搶奪對方的選票上都有明顯的難度。正如是次的補選中，不少激進派支持者不惜讓泛民冒著失去關鍵一席的風險而選擇梁天琦，而傳統溫和派的支持者亦沒有聽從激進派「棄楊保梁」的呼籲，足證雙方各走各路，互相「界票」的效果有限。
從過去的選舉結果而言，激進派的市場的確是不斷擴張。但是，不容否認的是，愈多激進派的人士出選，互相界票的效果便愈明顯。以新界西為例，08年立法會選舉社民連得票約32,000，12年社民連票數不足一萬，反觀同區出選的人民力量得票4萬4千。在港島區方面，社民連08及12年立選的得票分別為約一萬及約三千，而人民力量的得票是約18,000。以上的結果證明，舊激進組織被新激進組織搶去部分選票外，其地位亦受到取代。
雖然，有人會以新界東2012年的選舉結果作為反駁，認為長毛在受到人民力量的挑戰下，票源不跌反升，證明激進派系互相界票論不成立。然而，應該留意新界東實際上有兩隊更激進和更本土的名單，分別是人民力量和新民主同盟。兩黨的得票合共超過6萬6千票，較長毛的得票高出近40%。由此可見，更激進的確比舊激進更能吸引選民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更更激進」的政治團體出現，無疑對12年時的更激進政治團體構成打擊。如果16年的立法會選舉，「更更激進」的政治團體例如本土民主前線在人民力量和新民主同盟身上各取一萬票，其結果是三個名單的候選人都會落敗。如果「更更激進派」吸票能力堪比更激進派，那就意味現任的三位新界東激進派議員中，將有一至兩位可能「墮馬」收場。可以說，旺角暴亂的最大輸家，就是成為「溫和激進派」的人民力量和新民主同盟。
筆者預計，如果「更更激進派」以襲擊警方作為底線，那麼，未來有「更更更激進派」的出現將不遠矣。畢竟，暴力有很多層次，除了製造暴亂外，還可以不斷升級。行使更大暴力的人士，除了可以表達不滿，還可以增加知名度，有利撈取政治資本。筆者只能感慨，未來的香港將會更加令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