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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拉布,由改變選舉方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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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拉布,由改變選舉方法開始

2016年03月06日 00:37 最後更新:00:37

拉布,已經是現時香港政府面對的最大管治難題之一。面對激進派無止境的拉布,相信高鐵追加撥款及各項工程的審批將會受到極大的阻力。拉布文化一開,無論未來梁振英是否擔任特首一職,仍然會對政府施政帶來巨大的威脅。因此,如何解決拉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有人認為,修改議事規則是最有效的辦法。筆者不打算否定這種說法。假如立法會可以通過修改議事規則阻止拉布當然是最直接和最理想解決拉布的方法。然而,在建制派未有能力於地區直選取得超過一半議席的形勢下,修改議事規則只不過是浪漫的想法。因此,要解決拉布,應採取較迂迴的辦法,由改變選舉方法開始。


現行地區直選的選舉方法稱為比例代表制。故名思義,就是根據候選人的得票比例分配議席。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可以反映和兼顧整體社會不同意見和立場,令少數派的利益不會被忽視。不過,比例代表制亦會擴大政治光譜,令立場偏激的政黨也有機會進入議會。例如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社民連的全港整體得票率僅得百分之三,但已經足夠取得一個議席。雖然一個議席表面上作用不大,但如果刻意拉布拖延施政,一個議員已經足夠了。


在眼下的香港,激進派力量不斷壯大,完全就是得益於比例代表制。由於取得幾萬票已經足夠晉身議會,加上選民基礎愈來愈強,激進團體紛紛成立和參選。筆者預計,假如繼續按照現行的選舉辦法,來屆立法會將有多於4位本土激進派議員,對香港發展將會構成更大的打擊。


要扭轉以上局面,便要調整選舉方法。筆者認為,政府可以在維持一人一票的原則下,將現行的五區分區直選,改為十八區直選。每一個選區最多選出兩名議員,其中人口最少的一個選區只選出一個議員。


這個辦法的好處,是切中香港的選民政治傾向,即泛民建制六四比。由於建制派支持者數目較少,為了確保選票不會被分薄而兩席皆失,他們在各區只會派出一張名單參選。這樣,每區的結果必然是一席泛民,一席建制。即使人口最少之選區的關鍵一席失守,建制派仍然可以肯定在地區直選中最少得到十七席。如此,假如政府民望欠佳,立法會亦不容易出現大規模的勢力失衡。


當然,每區議席減少的明顯效果,是提高當選的門檻,令激進勢力難以進入議會。畢竟,激進派在社會仍然屬於少數,不容易獲得主流大眾的認同。在一場需要最少30%的選票支持才可勝出的選戰下,激進勢力的贏面定必大大減低。當他們沒有足夠能力當選,他們便會傾向與主流泛民政黨合作,甚至整合勢力。對於泛民而言,競爭對手減少令他們的選票壓力下降,增加與政府談判時讓步和妥協的空間。對於政府而言,不需要與多個黨派協調,亦不需要面對橫蠻無理的拉布,同樣有助增加議案通過的可能,促進施政效能。


這個制度另外有兩個優點。第一,可以加強每位議員的認受性。現行的制度下,議員得到兩、三萬票便可穩佔一席,令市民質疑民意授權力量不大,不利於向政府施壓以回應民意。但是,新制度令當選門檻高達百分之三十,使當選者有較大的民意支持。以選民人數最多的沙田區為例,當區有約36萬名選民。換言之,候選人需要取得超過十萬名選民支持才可勝出。在與政府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便可處於更有利的位置。


第二,是重新組合區域的發展。現行的制度將香港分成五個大區,增加解決小區之間民生議題的難度。以西貢區為例,當區大部份選民集中在將軍澳,與沙田、大埔、北區的社區連繫不多。反之,當地與觀塘及東區有較密切的關係。根據現時的制度,如果要解決將軍澳的交通問題,便需要新界東、九龍東及港島區三個大選區合共21位議員共同商議和解決。如果採用新制度,該區的民生問題便可交由西貢、觀塘及東區三個小區合共6位議員處理,明顯較為方便和有效率,對解決地區議題有更大作用。


雖然,有人可能質疑,新制度對弱勢政黨不利,難以吸納建制內部、在地區直選表現較弱的政黨如自由黨、新民黨的支持。然而,筆者認為,香港十八區各有自己特色和選民結構,這個辦法反而有助建制陣營分工合作。例如港島各區有較多中產人士,對自由黨的選情有利。新民黨在新界西經營多年,主力出戰該區亦有不低的勝算。換言之,建制陣營內的各黨派並不會因為制度改變而無法生存,反而可以集中資源,各自耕耘,發揮長處,互補不足。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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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路線之死

 

新界東補選,打著中間路線旗號參選的黃成智,以4%的得票率排名第五。考慮到劉志成和梁天豪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經驗、知名度和媒體關注,可以說,黃成智實際上是幾位有可能當選的候選人中排名最低的一位。


黃成智將他的潰敗,歸咎於「棄保效應」。但是,根據選舉的結果,同屬泛民的梁天琦依然得到不少支持,得票率較黃成智高出三倍,可見「棄保效應」的說法並不成立。再者,如果黃成智認為他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數」,那麼他才是最有能力勝選的候選人,又豈會排名墊底呢?


黃成智一直未有明確的定義他的「中間路線」。從兩場補選電視辯論的發言,大概知道他口中的中間路線是「泛民與建制以外的一個選擇」、「做好民生工作」。而根據新思維的政綱,便包括支持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以對話溝通解決社會問題、捍衛核心價值與落實民主政制等等。老實說,政綱的大方向與民主黨的大同小異,實在看不出這種思維有多「新」。


早在新思維誕生之前,政壇上已經出現過走中間路線的人物。在2004年,代表職工盟的立法會議員劉千石嘗試成為中央與泛民之間的橋樑。他提出「大和解」,希望雙方就政改方案互相交流,藉此增加互信,改善關係。在05年的政改方案表決中,他又投下棄權票,不就方案表態。然而,他的下場是,2008年立法會選舉僅得一萬票,較04年減少75%。


其實,開除黃成智黨籍的民主黨,亦曾經嘗試走中間路線。2011年的政改方案,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舉行會議,最終達成共識,將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數目增加至1200人、增加立法會議席至70席及引入超級區議員席位。但是,一如劉千石的下場,民主黨在往後的選舉表現失色,在12年立法會選舉中損失3個議席。


在一個長期兩極的政治環境下,中間路線鮮有成功的例子。在美國,各隔幾年便有政商份子組織參政,希望打破長期由民主、共和兩黨壟斷的政治局面,然而全部失敗收場。在英國,立場相對靠近中間路線的自由民主黨,亦從未成功取代工黨和保守黨的地位。可見,中間路線的失敗,實在不單是香港的現象。


筆者認為,中間路線不成氣候的原因有四個。第一,民意長期兩極化,促成選民有固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中年或以上的選民,其政治取向和價值觀甚少有大幅度的變化,因此不容易取得大部分選民的支持。第二,中間派容易招人口實,被誤認為是「騎牆派」。由於兩邊不是人,在輿論上容易處於劣勢,最終招致各派選民的不信任。第三,中間路線的定位不明確。以新思維為例,其有關做好民生工作的主張,與建制的主流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無異。至於有關爭取民主的政綱,與民主黨等溫和民主派亦相差無幾。了無新意的方向,難以吸引選民「轉呔」。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中間路線的選民政治參與度不足。筆者絕對相信,香港有一大群人是沉默派。他們或許對政治有一套看法,但甚少付諸實行,或是透過任何形式或方法表達。基於這群人對政治沒有太大的熱誠,他們亦不會將想法和意見轉化成選票,推舉候選人進入議會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代表中間路線的候選人,得票比激進路線的候選人更少。筆者舉例,假如沉默群眾有一百萬人,而他們的政治參與度只有5%,那麼代表沉默群眾的候選人便只有5萬票。雖然,激進派的支持者較少,假設只有三十萬人,但由於政治參與度達到50%,代表激進勢路線的候選人便可以取得15萬票。換言之,中間路線的死因,是在於他們捨易取難,嘗試鼓動一群最難被鼓動參與政治的選民。


筆者相信,隨著民意進一步的撕裂,中間路線的生存空間亦會進一步收縮。黃成智這位老黃忠,以一場政治實驗告訴大家,中間路線在現時的香港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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