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港人到台定居」突爆出「安全疑慮」暫緩 反對修訂聲音竟來自民進黨內部

台灣當局原定五一宣布，放寬港人到台就業定居規定，但這項計劃已靜靜雞地被暫緩了。表面理由是被包括「時代力量」、民進黨立委等所謂的「反對」而暫緩。

民進黨在2019年借搞局香港反修例引發的暴力示威，令蔡英文扭轉局勢在2020年1月大選中成功連任。蔡英文及民進黨政客多次高喊：「與香港人站在一起」。

其後阿爺推出「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一眾反對派大逃亡，尤其是在激進示威者，台灣是其中一個目的地，但香港居民要定居台灣的門檻很高，從軟禁偷渡入台的香港激進示威者事件，可見民進黨當局並不想接收這些有暴力示威背景人士。

在協助港人的壓力團體一直要求蔡英文政府協助「逃亡」港人，民進黨當局搞了兩年，終於在5月1日公布修訂來台就業港人只能居留而無法定居的狀況，台灣內政部允許只要連續居留5年，最後一年平均每月收入達基本工資兩倍，即新台幣50500元（約13433港元），就能申請定居。按當地法例規定，只要取得定居資格，5個工作天內就能申請到身分證，取得投票權。

然而，這項「港人就業定居」方案尚未實施，就惹來各方猛烈抨擊，值得留意的是批評者來自民進黨立委，以及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的「時代力量」政團，而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安全疑慮」。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贊成吸納國際專業人才，向參加民主運動的港人拖援，但面對對岸威脅，處理港澳移民要更審慎。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則稱，當局放寬港人來台定居，應該要有完整的防範中國大陸滲透機制。

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

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周四證實暫緩相關措施。他形容，有關「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的修正建議，是為台灣吸納專業人才，同時是回應民意訴求，給予愛好自由民主、用腳投票的港人更多支持與協助，落實人道援助工作。

對於立委的提醒和建議，邱垂正表示，針對香港專才來台定居方案所引發社會的討論，政府機關作為守門人，責無旁貸，並且要對可能的風險加強防範把關，因此，會持續溝通，化解疑慮，爭取支持。方案會待整合意見、凝聚共識後，盡快公布。

經濟民主連合就暫援「港人就業定居」方案發聲明。

而支持方案的都是一些相對影響力小的團體，例如台灣民間組織經濟民主連合發聲明，理解政府要防範民主體制免於遭受中國的攻擊，但相信安全疑慮與人道援助是可以兼顧，希望同屬民主陣營的各方盡力尋找解決之道，而非單純凸顯矛盾，加深香港民主人士和台灣社會的不信任。

高人說，整件事的反對者來自民進黨內部和時代力量，而時代力量和蔡英文關係密切。很難令相信民進黨推行政策前，為何沒有同「自己友」摸底。按常理，「反滲透」是台當局重中之重關注的議題，在提出修訂前，負責的官員竟然沒有考慮這個重大因素，不是失職就是失憶。

中廣集團董事長趙少康。

高人認為，中廣集團董事長趙少康過去的質疑，如今看起來不無道理。趙少康曾表示，「網路上有人說『台灣又不欠香港』，是的，台灣是不欠香港，但蔡英文及民進黨欠香港。蔡英文能夠反敗為勝，高票連任，連帶協助民進黨立委大贏，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堪稱最大功臣」。他批評，蔡英文口惠而實不至，賺取滿滿的政治利益，卻什麼也不給人家，自己一點虧也不想吃，一絲付出也不願意，這跟美國完全一個樣。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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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