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刊憲，撤銷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前副主席單仲偕和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的勳銜。
楊森和單仲偕因參與2019年10月1日的未經批准集結，法官判楊森罪成入獄14個月、單仲偕緩刑兩年。戴耀廷則曾經發起2014年違法佔中，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等，判監1年4個月；今年5月，他再因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宣傳「雷動計劃」招致25萬選舉開支，違反選舉條例，被判監10個月。另外，戴耀廷也捲入民主派初選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目前正在還柙。
民主黨前主席楊森。
翻查資料，楊森於2009年獲時任特首曾蔭權頒授銀紫荊星章，當時政府在嘉許語中讚揚他在公共和社會服務表現卓越，致力為弱勢社羣謀取福祉，就民生議題提供寶貴的意見，貢獻良多，在不同的公職崗位上，促進社區與政府之間的溝通。
而單仲偕在2007年獲頒銀紫荊星章，政府在嘉許語中指，單在公共和社會服務方面，表現卓越，尤其在促進本港資訊科技業的發展，以及推動社會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方面，貢獻良多。單仲偕和楊森同時也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民主黨前副主席單仲偕。
至於戴耀廷，2001年獲榮譽勳章，當年政府的嘉許語讚揚他致力推動《基本法》及人權方面的公民教育，貢獻良多。
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
根據授勳及嘉獎制度，倘獲授勳或嘉獎人士因被定罪而入獄1年或以上，不論是否獲得緩刑，政府會考慮是否須褫奪其勳銜或獎狀。《太平紳士條例》列明，若太平紳士在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後的任何時間，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定罪，並就所涉罪行被判處監禁，不論是否獲得緩刑，行政長官可在上述情況下藉向太平紳士發出書面通知，而撤銷其作為太平紳士的委任。
行政署去年向傳媒稱，如果相關人士被定罪，政府會按既定機制，在所有法院法律程序或其他法律訴訟程序完結後，並視乎案件最終裁決，考慮應否褫奪其勳銜及撤銷其太平紳士的委任。
雖然戴耀廷早於2019年被定罪，但他曾就定罪及刑期聯同案中另外8名被告上訴，高院上訴庭去年8月駁回申請，維持原判。楊森和單仲偕也在同年5月定罪。三人事隔近一年被「搣柴」，也是意料之中。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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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