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句出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意思是個人的表面動作不反映真實的動機，而是另有所圖。這句說話，最適合形容近年泛民各位人物的舉動。
第一個例子是人民力量。人民力量的出現和冒起，與「票債票償」運動有關。他們利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狙擊民主黨，以報復該黨在政改方案中與中央政府合作。然而，筆者可以肯定，不論民主黨是否曾與中聯辦會面，是否在政改方案中改變立場，人民力量亦不會對民主黨手下留情的。長久以來，民主黨是泛民陣營的一哥，其知名度、規模、會員數目、支持度、政治明星數量、地區工作等等，領先各大泛民政黨。人民力量以激進自居，嘗試爭奪過往支持民主黨的激進支持者，令兩黨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上，歐洲各個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選舉不時發生同一陣營的黨派互相攻伐的現象，因為他們知道雙方定位接近，票源有重疊之處，因此要突出自己，貶抑對手。因此，人民力量只不過是利用「票債票償」一說合理化其內鬥的做法，掩飾其想分薄民主黨選票，建立自身勢力的政治野心。
另一個例子就是2014年的佔領運動，戴耀廷教授鼓吹以非暴力但違法的手段爭取民主。相信大部分理性的市民都明白，所謂「愛與和平」的佔領運動只是一個美麗的假象，實際上是一場具有投機意味的顏色革命。但是，中國不是虛弱的國家，一場非暴力的革命無法動搖其在香港的主權和對香港民主進程的立場。因此，佔領運動的真正目的，不可能是真正爭取民主，因為其成功的可能性實在太低(事實最終亦是失敗收場)。說穿了，這場佔領運動，最大的作用是在年輕人的思維中散播種子，灌輸以犯法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價值，促使香港的政治問題更加尖銳化，從而成為中央政府長期的一大隱患。只要看看初一暴亂的情況，大家便可理解這個作用何等強大。
最近期的例子，就是一連串所謂的「打壓」事件，包括香港眾志開戶口被拒絕及香港民族黨鼓吹港獨而涉嫌違法兩件事。其實，所謂「打壓」，只不過是兩個政黨對外的說法，任誰都知道政治人物開戶口之難及散播分離思想在任何社會都是犯法。他們假扮因政治異見而遭受不公平對待，藉以散播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恐懼思潮，進一步煽動港獨及其他抗爭力量。再者，立法會選舉臨近，由於兩個政黨缺乏知名度和選舉經驗，自然要無事生非，吸引注意，以增加在選舉中的優勢。換言之，一切的行動，無異於一場政治宣傳，而不是真正的政治打壓。
筆者發現，每次泛民冠冕堂皇，以種種理由爭取民主、博取同情，大部分市民都會正中下懷。或許，在他們的眼中，泛民就是代表正義。也許，不是泛民人士想欺騙他們，而是他們希望被蒙在鼓裡。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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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形容香港的問題為「深層次矛盾」，是長年累月形成的各種社會問題，特別是房屋和貧富懸殊問題。然而，亦有不少人將這個深層次矛盾歸咎於梁振英的施政不善。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似乎一方面認同社會問題是長期的，另一方面又認為現任當權者必須承擔最大責任，可謂自相矛盾。
既然認同問題是長期累積的，意味著現時政府面對的問題很有可能是上一任政府所製造或未解決的問題。事實上，從私人住宅落成量可見，現時的房屋問題是曾蔭權政府的遺禍。曾蔭權05年上任，12年卸任。在任的七年間，大部份年份的私人住宅落成量較董建華年代減少一半或以上。當中，08和09年只有不足10000個私人單位落成，是2002年約四份一的份量。多年的低落成量，直接導致今天樓價和租金高企。當然，有些人認為，有關數字在梁振英上任後持續低迷，令大部分市民依然無望「上車」。不過，應該明白，私人住它由規劃到興建至落成，需要至少數年的時間。因此，如果將私人住宅供應問題，完全怪罪於梁振英的房屋政策不當，實在不符事實。反之，問題早在梁振英上任前已經形成。
另外，曾蔭權政府未有正視貧富懸殊的現象，亦是今天社會動盪的根源之一。在90年代中期，香港的堅尼系數約0.518，屬於警戒級別。到曾蔭權出任特首，該數字進一步攀升，達到0.537，使香港成為亞洲及世界發達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雖然，曾蔭權嘗試透過訂立最低工資，使部分社會資源轉移至基層員工手上，但收入差距的改善幅度並不明顯，而且無助解決長者貧窮和跨代貧窮的弊病。雖然，梁振英的扶貧工作只有數字上的改善，但至少他在任期間成功推動設立貧窮線、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家庭津貼，總算是多管齊下處理長者貧窮和在職貧窮的問題。當然，這不代表香港的貧富問題完全解決，基層生活依然困難，但至少市民不應將有關責任完全怪罪於梁振英，而不反思曾蔭權的問題。
此外，現時促成香港燥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產業狹窄造成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不足。曾蔭權年代大力鼓吹「六大產業」，但只聞樓梯響，未見任何實際的支援工作，流於口號式的宣傳。其結果是，香港仍然有大量僱員，特別是大學畢業生，進入人滿為患、僧多粥少的金融銀行業。其他具備發展潛力和對社會有高度經濟貢獻的行業，如科技產業、創意產業、環保工業等等，依然被政府忽視，未能分散金融業的過剩勞力，亦不夠人才以建立這些新興產業，發展步伐更遠遠落後於鄰近國家如新加坡、南韓和台灣。這種欠缺遠見和實幹的產業扶植策略，使近年香港的年輕人問題雪上加霜。相反，梁振英上任後積極爭取成立創新科技局，鼓勵科技產業的發展。若非立法會刻意阻撓，該局可以更早成立，為業界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
至於民主發展的不當處理，亦使曾蔭權政府對香港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曾蔭權曾經許下承諾，要在普選問題上「玩鋪勁」，給予港人無限的期望和幻想。然而，12年的政改方案無疑是背棄承諾，因為原有方案只是小修小補、毫無寸進。若非中央政府與民主黨首度合作，政制大有可能原地踏步。這個做法後來促使泛民出現內訌，激進派系氣焰更大，溫和民主派卻逐步沒落。同時，泛民各個組織逐漸向年輕人和激進勢力靠攏，引致日後大量社會抗爭的出現。其實，只要仔細留意立法會內的激進議員數目，大家會更清楚曾蔭權的「好事」。04年立法會只有1位激進派議員，到08年增加至3位，12年更上升至4名。(雖然當然已是梁振英上任，但曾蔭權對選舉的影響力較強)可見，正是曾蔭權在任時表現差勁，才會增加激進派系勢力，對香港社會發展和安定帶來破壞性的影響。
筆者不是認為梁振英沒有任何責任，亦不是嘗試將所有責任推卸給曾蔭權。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冷靜地思考香港的問題起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將問題指向現任當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