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部分的問題是曾蔭權遺留的問題

很多人形容香港的問題為「深層次矛盾」，是長年累月形成的各種社會問題，特別是房屋和貧富懸殊問題。然而，亦有不少人將這個深層次矛盾歸咎於梁振英的施政不善。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似乎一方面認同社會問題是長期的，另一方面又認為現任當權者必須承擔最大責任，可謂自相矛盾。

既然認同問題是長期累積的，意味著現時政府面對的問題很有可能是上一任政府所製造或未解決的問題。事實上，從私人住宅落成量可見，現時的房屋問題是曾蔭權政府的遺禍。曾蔭權05年上任，12年卸任。在任的七年間，大部份年份的私人住宅落成量較董建華年代減少一半或以上。當中，08和09年只有不足10000個私人單位落成，是2002年約四份一的份量。多年的低落成量，直接導致今天樓價和租金高企。當然，有些人認為，有關數字在梁振英上任後持續低迷，令大部分市民依然無望「上車」。不過，應該明白，私人住它由規劃到興建至落成，需要至少數年的時間。因此，如果將私人住宅供應問題，完全怪罪於梁振英的房屋政策不當，實在不符事實。反之，問題早在梁振英上任前已經形成。

另外，曾蔭權政府未有正視貧富懸殊的現象，亦是今天社會動盪的根源之一。在90年代中期，香港的堅尼系數約0.518，屬於警戒級別。到曾蔭權出任特首，該數字進一步攀升，達到0.537，使香港成為亞洲及世界發達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雖然，曾蔭權嘗試透過訂立最低工資，使部分社會資源轉移至基層員工手上，但收入差距的改善幅度並不明顯，而且無助解決長者貧窮和跨代貧窮的弊病。雖然，梁振英的扶貧工作只有數字上的改善，但至少他在任期間成功推動設立貧窮線、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家庭津貼，總算是多管齊下處理長者貧窮和在職貧窮的問題。當然，這不代表香港的貧富問題完全解決，基層生活依然困難，但至少市民不應將有關責任完全怪罪於梁振英，而不反思曾蔭權的問題。

此外，現時促成香港燥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產業狹窄造成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不足。曾蔭權年代大力鼓吹「六大產業」，但只聞樓梯響，未見任何實際的支援工作，流於口號式的宣傳。其結果是，香港仍然有大量僱員，特別是大學畢業生，進入人滿為患、僧多粥少的金融銀行業。其他具備發展潛力和對社會有高度經濟貢獻的行業，如科技產業、創意產業、環保工業等等，依然被政府忽視，未能分散金融業的過剩勞力，亦不夠人才以建立這些新興產業，發展步伐更遠遠落後於鄰近國家如新加坡、南韓和台灣。這種欠缺遠見和實幹的產業扶植策略，使近年香港的年輕人問題雪上加霜。相反，梁振英上任後積極爭取成立創新科技局，鼓勵科技產業的發展。若非立法會刻意阻撓，該局可以更早成立，為業界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

至於民主發展的不當處理，亦使曾蔭權政府對香港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曾蔭權曾經許下承諾，要在普選問題上「玩鋪勁」，給予港人無限的期望和幻想。然而，12年的政改方案無疑是背棄承諾，因為原有方案只是小修小補、毫無寸進。若非中央政府與民主黨首度合作，政制大有可能原地踏步。這個做法後來促使泛民出現內訌，激進派系氣焰更大，溫和民主派卻逐步沒落。同時，泛民各個組織逐漸向年輕人和激進勢力靠攏，引致日後大量社會抗爭的出現。其實，只要仔細留意立法會內的激進議員數目，大家會更清楚曾蔭權的「好事」。04年立法會只有1位激進派議員，到08年增加至3位，12年更上升至4名。(雖然當然已是梁振英上任，但曾蔭權對選舉的影響力較強)可見，正是曾蔭權在任時表現差勁，才會增加激進派系勢力，對香港社會發展和安定帶來破壞性的影響。

筆者不是認為梁振英沒有任何責任，亦不是嘗試將所有責任推卸給曾蔭權。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冷靜地思考香港的問題起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將問題指向現任當權者。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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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民族黨成立，主張爭取香港獨立。連同本土民主前線及個別大專院校組織的論述，可以看到港獨的思潮在年輕人之間散播。然而，基本法第一條已經開宗明義地提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任何分離的行為，必然會觸動港人和中央政府的神經，並會被嚴加制止。而事實上，香港亦不具備任何理據和條件實現獨立。

過去數十年，不少民族尋求民族自決，爭取獨立。這些民族國家爭取獨立的理據在於，一、該民族沒有治權，並由其他民族以不同形式，如殖民等方式管治。二、該民族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語言等，與擁有治權的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三、部分爭取獨立的民族國家，本身為政治實體，他們渴望恢復舊有的自決權利。將以上的理據放在香港的情況上，可以看到香港毫不具備任何獨立的理由。第一，香港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當中不少人來自廣東省，即是香港和中國兩地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中國維持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是合理和合法的。第二，香港的文化，與華人文化或嶺南文化是接近，甚至是一致的。香港的文字和語言，是漢字和廣府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另外，香港的近代歷史，與清代的鴉片戰爭亦密不可分，往後殖民時代的歷史，例如省港大罷工、二戰淪陷、40、50年代大量移民湧港、香港60年代水資源問題、成為轉口港和世界工廠等等，亦不能與中國的近代歷史切割，足證香港不存在所謂獨特的歷史。第三，香港從來都不是政治實體。據史書記載，由秦代起香港已經是中華民族的領地，因而香港不具備獨立的地位。從以上的各種事實可見，香港缺乏獨立的理據。

至於獨立的條件，筆者認為，一個國家要成功獨立，最基本要做到向民眾提供足夠的食水和食物。然而，兩者都不是香港所能獨自承擔的。雖然香港正在建立海水化淡廠，但該廠只能提供百分之十的食水，不足以應付所有港人的需要。部分港獨支持者天真地認為，獨立後仍然可以向中央政府購買食水，但這是過份理想的想法。假如香港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根本沒有義務保證香港的食水供應。另外，港獨支持者認為獨立後香港可以自給自足白米和蔬菜，但現時農地面積不斷減少，農業人口又逐步下降，香港是否可以生產足夠食物予港人享用值得懷疑。而且，筆者相信港人對食物的需求不止於此，其他食物如穀類、肉類、水果、加工食物等都是港人需要的食物。如果香港失去內地的食物供應，誓必面臨糧食短缺，引起社會動盪。即使香港可以從其他地區引入糧食，成本亦會大幅增加，對民生帶來嚴重打擊。由此可見，缺乏資源的香港，是不具備獨立的條件。

有部分人士認為，尋求香港獨立是為了守護核心價值，如民主、自由、法治等等。不過，必須指出，這些核心價值不是香港獨有，中央政府同樣有值得港人支持的理念和價值。例如十八大報告指出，未來的目標是讓2049年的中國發展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此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亦強調以法治國、打擊貪腐。可見，兩地的核心價值是一致的，只是步伐不盡相同。香港人應該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包容，讓中國逐步建立良好的價值，令中港兩地人民分享共同理念，而不是開展偏激的獨立路線。

其實，今時今日香港出現獨立的思潮，正好反映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感情和認識的不足。這個不足，導致部分香港年輕人以香港的利益凌駕於整個國家的利益，無視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問題，執意爭取獨立與中央政府對抗。因此，反對獨立是治標，建立民族認同和感情才是治本。當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國情有深入而準確的認識，港獨的思潮才有望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