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氣偶像Mirror演唱會發生舞蹈員被墮下屏幕擊傷的事件全城注目，甚至在海外都惹起關注。風波發生後新上場的特區班子迅速作出回應，事發至今仍屬穩妥。不過，過往這類危機經常會演化成火燒政府，釀成政治風波，據聞新班子亦已提高警惕，在處理和追責上打醒十二分精神。
今次墮屏事件因為涉及知名偶像和大財團，加上過程在眾目睽睽下發生，大量視頻錄像在網上流傳，其震撼性可想而知。尤其在出事前連日已有報導舞蹈員對演出場地感憂慮，令舞台安全和外判制度早已成為焦點，特別事發地點是政府場地紅館，所以事件雖源於私人公司活動，但當局也有監管角度，亦成為剛埋位的特區新班子一條突發考題。
墮屏事件成為政府的突發考題。
舞台監管屬康文署負責，政策局是新成立的文化及旅遊局，局長是上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常任秘書長是黃智祖。楊潤雄雖然上任不久，但他是政務官出身，而且教育局是敏感的政策局，他有處理危機的經㷿，黃智祖也是有歷練的政務官。事發後文旅局立即叫停演唱會，隨即成立工作小組。從議員連日的言論，對政府的初步應變處理基本收貨。
然而，留意事件發展的人指出，過去出現類似危機政府有可能會被推到台前，變成視線焦點。事發至今，有兩個環節值得留意，第一件是舞蹈員受傷後，家人回港，其檢疫安排成為媒體追問主題，由於當局承諾盡量配合，沒有惹來責難。另一件是楊潤雄叫停演唱會後，要求巡查檢視其他場地，並呼籲在澄清出事原因前以較為「靜態」的方式演出，隨即引起個別演藝工會表達不滿。由於演藝職安是當前社的會最大關注，批評暫時也燒不起來，始終在搞清楚事發原因前以安全為重，是審慎做法。
今次墮屏事件，行內外均相信不會在短時間內平靜，整場風波就如滾動的火球。有政界提醒，現在醫療體系和文旅局先後答了兩道考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都要留神，因為免費電視台屬該局範圍，發牌制度對營運有既定要求，新局長邱應樺是空降，需額外提防星星之火燒埋身。
總之，過去這類危機不時會出現不知不覺火燒後欄或焦點轉移，特別是有些人喜歡以雙重標準質疑官員，像楊潤雄加強監管會被批評，若不加強監管萬一現出事批評可能更大，所以新班子如此緊張，事出有因。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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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