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的政治領袖，登上權力高峰的年齡主要分開兩個組別，一個六字頭，一個四字頭。六字頭的代表，有國家主席習近平(即位時60歲)、韓國總統朴槿惠(即位時61歲)、美國民主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莉(68歲)和特朗普(69歲)。四字頭的代表，有美國總統奧巴馬(即位時47歲)、俄羅斯總統普京(即位時48歲)、英國首相卡梅倫(即位時44歲)、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克魯茲(46歲)。
一般而言，政壇對老幼的定義是，3字頭和4字頭屬於年輕、5字頭屬於壯年、6字頭便算是老年。有些人認為，由年輕人擔任領袖，勝在幹勁十足、孜孜求治。然而，亦有人覺得經驗不足，容易衝動。至於由老年人出任首腦，一方面有人認為老成持重、處事成熟，一方面亦有人覺得沒有活力、做事保守。究竟一國之首應由年輕人抑或老年人出任，目前仍然沒有確切的答案。
歷史上，「小時了了」的領袖絕非罕有。近代而言，前美國總統甘迺迪(即位時44歲)和克林頓(即位時47歲)便是絕佳的例子。前者成功處理古巴導彈危機，不僅消除蘇聯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更加避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時至今日，他仍然被認為是美國在冷戰史上其中一位國家英雄。後者則成為美國近代少有可以做到收入和開支平衡的美國總統。加上其出色的政治手腕，促成民主、共和兩黨有過一段較能和平相處的時期。雖然任內被揭發性醜聞，但不少美國人依然認為克林頓是出色的領袖。
但是，年紀老邁的領袖亦不見得老態百出。年紀大而政績出色的領袖在政壇上可謂多不勝數。邱吉爾攀登英國權力高峰的時候，已經66歲。然而，在任期間，他扭轉英國當時採取綏靖政策的方向，主張對抗德國，最後更加成功帶領盟軍撃敗軸心國，守護世界和平，使他被譽為20世紀最出色和最有影響力的領袖。此外，善於演說的他，為後世留下許多經典名句，被後世不少政治人物所借用。例如「給我們工具，我們便可以完成任務」(2007年曾蔭權競選演說時引用)、「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1998年陳水扁台北市長敗選演說時引用)此外，在1978年正式成為中國實際領導人的鄧小平，時年已經74歲。不過，大家都清楚改革開放起一直到90年代，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貢獻良多，直接滿足十三億人民的生活需要。另外，鄧小平任內積極推動主權及領土完整，制定收回香港及澳門的策略，結束中國超過一世紀的不平等外交地位。無獨有偶，鄧小平同樣是「金句王」，不少精彩名言仍是中國政策的指導方針和為各國政治家所推祟，例如「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
正如政府廣告所說「不問年齡、唯才是用」，政治人物的年紀不應該作為衡量其質素的指標。古今中外，不論年紀大小，都有出眾的政治人才，有些甚至改變整個時代的發展。可見，真正分辨人才與庸才的，不是年紀，而是智慧。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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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授提出由泛民和中間派人士參與雷動計劃，希望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透過互相協調下，取得半數議席，增加議會內對抗政府的力量。當然，說話可以十分漂亮，但從實際政治層面分析，便會知道這又是一個有心無力的計劃。
雷動計劃要徹底成功，需要通過幾個關口。第一，參與雷動計劃的組織或人士，需要經過內部的初選，訂出各區的參選名單，並按各區的目標議席作分配。第二，投票日前需進行民調，以便了解各張名單的當選機會。第三，需要有「聰明選民」和「雷霆救兵」，前者負責投選勝算較高的候選人，後者負責在投票日最後階段，投票給「告急」的候選人。如此，戴耀廷教授認為，雷動計劃可以協助泛民和中間派人士在分區直選取得23席。只要加上功能組別的部分議席，足可達成取得半數議席的目標。
然而，戴耀廷忽視重要的一點，就是泛民不可能協調成功。假如泛民能夠團結合作，筆者相信，民主黨就不會被「分家」，亦不會出現大量政黨林立的局面，甚至不需要雷動計劃作協調。應該明白，每個泛民政黨對立法會虎視眈眈，除了美其名可以反映民意和向政府施壓，更重要的是高度的曝光率，以建立和鞏固政治勢力。因此，對於中、小型泛民政黨而言，即使當選機會不大，亦有出選的誘因。部分人士甚至認為，立法會選舉是全港關注的政治事件，即使沒有機會當選，亦應參與其中藉以提升知名度。因此，在這種本小利大的政治遊戲中，投身其中的好處實在太多，各個政黨不可能輕易放棄出選的機會。
而且，對於中、小型政黨而言，初選的做法對他們是不利的。中、小型政黨之所以是中、小型政黨，正正是因為他們知名度不高，未能建立雄厚的政治勢力。如果要求他們與大黨或其他政治明星先進行初選分出勝負，落敗的可能性相當大。換言之，初選的做法，無異於一場表現政治保守主義的儀式，將傳統大黨的地位加以確立，扼殺中、小型政黨的發展空間。因此，不難發現部分小型政黨如熱血公民批評並拒絕參與雷動計劃。
除了中、小型政黨有自己的盤算外，大型政黨亦有自己的顧慮。以民主黨為例，他們肯定會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派出兩名候選人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因此，他們自然希望可以在五個分區出選，以便在五區進行雙重宣傳。然而，在戴耀廷的建議下，新界東、西應分別推出六張名單參選。這對進行新舊交替的民主黨而言，有機會在新東及新西初選便落敗收場。最終未能發揮五區優勢，危害超級區議會的選情。
更糟的是，戴耀廷的做法，有違一向堅持的民主原則。民主選舉是要求選民按自己的喜好選出政治代表，而不是實行配票或策略性的做法。不過，雷動計劃的本質，不在於選民根據內心的偏好投選適合的候選人，而是為了陣營的勢力配票，勉強選民投下未必與自己理念和立場最為相近的候選人，目的就是讓泛民取得多數議席。簡言之，戴耀廷是利用出賣民主的方式以爭取民主。
事實上，戴耀廷的目標並不是首創。早在2004年，泛民派一度希望借助廿三條的後遺症，嘗試爭取在立法會取得過半議席，以「癱瘓」政府的運作。最後，泛民不單未能達成目標，而且得到的議席較預期更少。不少政治評論員事後分析，認為泛民這種不合作，甚至激進的選舉口號和理念，未能爭取大部分市民的認同，導致流失選票。當然，2004年的政治氣候不能與今天相提並論，但仍然可以肯定這種對抗式的選舉目的不會得到主流選民的認同。
不論雷動計劃是否成功，泛民同樣會出現巨大的變動。假如雷動計劃成功協調各黨派的參選名單，那麼中、小型政黨的出路將變得艱難，未來泛民的路向將由傳統大黨和新興受歡迎政黨所主導。然而，如果雷動計劃失敗，各政黨按原定策略出選，則會互相界票，互相拖累，有機會失去部分議席，影響泛民在議會內的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