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海泉是我學運時代的「大佬」，其後我入行做傳媒，他就在匯豐步步高升，變成我的採訪對象。15年前即2007年，《東周刊》搞了本香港回歸 10年特刊，訪問了 17位風雲人物，鄭海泉是其中之一，那次訪問我都有參與，他當時給港人的睿智忠告，今時今日仍然很有啟發。
15年前，我與《東周刊》同事到匯豐總部訪問鄭海泉，他談香港經濟金融的睿智之言，至今仍有啟發。
訪問他之前4年即2003年，香港受樓市暴跌、沙土肆虐、23條立法動盪三重打擊，經濟跌至谷底，阿爺出手救亡，開放自由行谷旅遊，又簽訂 CEPA助企業解困，資金也源源流入香港，效果立竿見影，經濟持續回升。
他是「香港回歸 10年風雲人物」之一，在訪問中，他說匯豐也長期處於作戰環境。
市埸已由衰轉盛，然而鄭海泉認為，香港復甦雖有賴中央支持，但香港不能只「攤大雙手」，而是要把握機會迎接機會。
他說：「香港有中央政策支持，以前是內地輸入香港資金，現在反過來放寬企業走出來，令香港不少行業受惠。不過，如果不是香港人積極進取，以及提供好的服務配合，經濟難有這樣勁的反彈力。」
那時候，內地經濟正踩油騰升，內地A股市場高速壯大，上海大有成為另一金融中心之勢，香港競爭力卻停滯不前，瀕臨邊緣化危機，但鄭海泉對香港前景仍然樂觀。
「80年代時，香港的GDP是內地的幾成，現在當然減少，由於內地經濟長足發展，香港未來在中國發展中的比重，肯定會下降。不過，港人不用過份憂慮，我們只要保持法治，以及良好的經營環境，就不會被邊緣化。」
他說，香港要不斷改善自己，加強會計、金融人才培訓；與內地做生意，要有人際網絡。即使強如匯豐，也長期處於作戰環境，面對挑戰和競爭己是見怪不怪。
香港剛回歸，就遇到亞洲金融風暴，資金大量流走，樓股暴跌，百業蕭條，2003年後熱錢開始湧入，市場又再興旺，但對熱錢急來急去仍心有餘悸。鄭海泉認為，資金流動難以避免，最重要是要穩住金融體系。
他說熱錢流出流入難以避免，要抵禦衝擊，須健全金融體制與法治，並擴大股市債市規模。
「香港金融市場是開放的，是資金集散地，很難說熱錢什麼時候流入和流走，要吸引熱錢來，當然要有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法治，股市和債市亦要將規模擴大，才可以抵禦一旦熱錢流走的衝擊。」
鄭海泉這番話，雖然是在15年前說的，但香港經濟現時面對的境況，與當年並沒大分別，危險程度猶有過之，他的睿智之言，仍值得大家深切思考。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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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商政教界的鄭海泉因病離世，他由出身貧苦家庭的激進學運領袖，成為匯豐史上首位華人大班，這個傳奇歷程的轉折點，在於他 1973年中大畢業後不久的一個決定。
鄭海泉1973年中大畢業後，決定告別虛無理想主義與激進思想，走上務實軌道，影響他一生。
1972年中大學生會第二屆幹事會上莊，他出任副會長，我這個一年級新丁就當外交幹事，和他是同一個學生會內閣。那個時代，學生運動開始風起雲湧，保釣運動掀起民族主義情緒，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引爆了悲天憫人的激情，部分學生投身於支持弱勢社群的行動。在這兩股大流中，鄭海泉都是核心領導者。
我加入學生會之前一年，就曾跟隨鄭海泉投入木廠街盲人工廠的工潮，深深記得微跛的他，一拐一拐與百多名失明工友一起操到中環請願，然後在天星碼頭通宵靜坐，這次充滿悲情的行動，最終逼使資方讓步。
他做學生會副會長那年，保釣運動仍然澎湃，1972 年5月13日 2000多學生冒被拘之險，在中環遊行至日本和美國總領事館，他也是領導之一。
他當學運領袖時，曾投入盲人工廠工潮( 1971年底)，支持失明工友在天星碼頭靜坐抗爭。
在此之後，學運激情漸退，1973年鄭海泉大學畢業，開始要規劃未來的路向，出於對盲人工友的使命感，他加入了盲人輔導會當社工，但回心一想，這畢竟非他大學唸的專業，是否應這樣做一世？他考慮過未來的事業方向後，最後決定回歸現實，進修經濟學碩士學位。
一位中大師兄告訴我，鄭海泉最初本想入中大研究院，修讀經濟學碩士，但在面試時，來自台灣大學的講座教授邢慕寰對他的學運背景有保留，當問他讀經濟學的志向，他答說「為人民服務」，更影響對方的印象，結果他沒有被取錄。
這挫折促使他漂洋過海，遠赴新西蘭的奧克蘭大學讀經濟碩士，經過艱苦半工半讀，終於拿了學位，返港闖天下。這一決定，令他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
1973年中大畢業同學重聚，他也有參與(第2排右2)，那一年的抉擇，成為他事業之路的新起點。
他回港後的1978年，匯豐銀行才剛開設經濟研究部，當時這部門不大受重視，規模很細(當時只有三家銀行有研究部，兩家是美資，另一家是恒生)，由於他有英聯邦大學碩士學歴，加了分，終於獲得取錄。他加入後，上面還有位上司，但他仍勤勤懇懇工作，表現也很出色。其後那上司離職，他就坐上研究部第一把交椅，並開始受到匯豐最高層的注意和器重。
到了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未來將有巨變之前景已難以逆轉，所以匯豐最高領導層和港英政府，都知道要着手部署「本地化」，提拔本地精英上位，既與中國政府打交道，也盡可能把影響力延續到1997年後。在這時代大變局中，鄭海泉因緣際會，被選中進入未來將負大任的「本地精英」之列，受到重點栽培。
記得有一次匯豐主席浦偉士在中環總部宴請傳媒，我亦在場，那時候鄭海泉仍未是最高管理層，卻陪同主席出席，我已強烈感到他正被部署日後擔當更重要角色。
在政治領域，出於同一原因，他也受到器重，先由匯豐借調到政府中央政策組，然後獲委為立法會議員，到回歸前兩年，更進入最高諮詢機構行政局。
當時鄭海泉另一個角色，是與中方溝通，他年輕時的民族主義情懷，加上他待人接物的技巧，令他得到對方接受，並委任他為香港事務顧問，與其他愛國人士一起，為回歸後的管治出謀獻策。
在「精英本地化」的大方向下，鄭海泉於回歸前後在匯豐節節上升，由執行董事到香港主席，更再上層樓成為亞太區主席。
他登上事業巔峯的歷程，起點於他毅然告別虛無理想主義和激進思想，轉上務實的軌道，做到了自己格言所說的「不要活在過去」。在這條路上，憑着他的卓越才能和時勢巨變，終於成就了這個「香港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