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昨天（9月6日）開學日舉行升旗儀式，除了特區政府，中聯辦、國安公署、外交公署亦都派代表出席。
出席嘉賓包括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副處長周一鳴、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徐凱、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聯絡局局長鄧建偉，以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際部主任王琪等。
段崇智。
事件令外界有個印象，覺得好似中聯辦、外交公署、國安公署都出席段崇智主持的中大升旗禮，意味著對段崇智的認可。
2019年之後，中大「暴大」形象仍未洗脫。
中大校董會在今年5月通過校長段崇智續任3年，3個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都對安排感到不滿，其中張宇人還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去改變中大校董會的架構，令街外校董超過半數。
升旗事件之後，就引來一種解讀，認為中央駐港機構都派員出席中大升旗禮，好似就代表對段崇智續任不滿的事件告一段落。
但據高人講，這些都是過分解讀。
高人話，幾個中央機構接到愛國活動邀請時，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都會派代表出席，以示支持。這些官員出席中大的活動，只是支持香港的大學要搞愛國活動，並其他特殊的含義，當然亦不可以解讀為對中大校長個人的支持。
由此推斷，議員對中大的不滿情緒，不會因升旗事件而告一段落。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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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