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傳，從來都是所有政黨希望達成的願望。快要「生鏽」的老刀，會善用所剩無幾的政治力量，將政黨存亡的命運交給黨內新人，期望他們承繼遺業，發揚光大。適逢9月立法會選舉臨近，多個政黨準備交棒，宣告元老的淡出和新人的冒起。
一般來說，政壇交棒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捨身成仁法」。所謂捨身，就是由現任或資深的政治人物，排在選舉名單的第二位，保送名單第一位的新人晉身立法會。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由於名單內有一位知名度高、經驗豐富的政治人物，選民較容易關注和接受這張名單，有利達成交棒的目的，例子有2008年九龍東工聯會的黃國健和陳婉嫻名單。此外，臨近選舉或選舉日時，可以利用資深政治人物的「墮馬危機」博取選民的同情，借「告急」之名催票。這種策略不僅可以扶植黨內新人，甚至有可能幫助「捨身成仁」的政治人物勝選，從而得到皆大歡喜的結局，2008年港島區公民黨的陳淑莊和余若薇名單正是此例。據聞，今年立法會選舉，九龍東的公民黨議員梁家傑有意使用這種方法，扶助新人譚文豪接班。
第二種，是「跨區競選法」。意思是，黨內的現任議員放棄在原屬的選區出選，改到其他選區開拓新領域，而現時贏得議席的選區則交由新人出戰。這種做法，近年來愈來愈普遍，因為在現時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氣候下，一張名單贏得兩席幾近不可能。如果要保障黨內大哥的議席，同時又要讓新人有出選的機會，跨區競選是唯一的選擇。對於政黨而言，由新人出選盤據多年的勢力選區，是最保險的策略。如果現任議員又能夠在跨區競選下勝出，則可以擴大政黨的版圖，有利政黨未來的發展。不過，第二種做法的成功率往往不及第一種做法。成功的例子，有2008年原屬九龍西選區的曾鈺成改戰港島區，原有選區由當時的新人李慧琼出選。但亦有失敗的例子，例如2012年原屬九龍西選區的馮檢基出戰超級區議員，九龍西則交由譚國僑出選，但落敗收場。
其實，近日新界西議員梁耀忠主動要求出戰超級區議員、超級區議員馮檢基要求出戰新界西，亦盛傳新界西議員李卓人出戰九龍西，已經反映不少泛民元老希望用「跨區競選法」。好聽一點，就是既滿足新舊交替的願望，又可以保留自身的政治影響力。難聽一點，就是戀棧權力之餘，又礙於黨內新人急於上位的呼聲，於是選擇跨區作戰。有別於曾鈺成的例子，當時范徐麗泰卸任立法會主席，建制派需要一位政治領袖出任主席一職。再者，民建聯在港島區接連失去程介南和馬力兩位大將，由曾鈺成頂替以穩定選情是理想的做法。而且，當年曾鈺成出選時不過61歲，以政治人物而言屬於壯年與老年之間，繼續出戰是自然不過的事。相反，馮檢基和梁耀忠兩人已經63歲，兩位所屬的政黨又是相對小型，有更大的逼切性扶植新人。二人為了個人利益出戰，不顧政黨命運，似乎講不過去。既然同屬泛民的梁家傑都願意捨身全退，兩位元老何不效法呢?
筆者從來不同意「權力使人腐化」，但相信「權力會將一個人的真實性格表露無遺」。年輕人時常批評建制派只顧維護自身權力，但似乎這方面泛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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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梁振英成為泛民眼中釘後，近乎所有香港的問題都歸咎於他一人身上。在這種風氣在社會逐漸盛行下，只要是梁振英提出的政策，都會遭到質疑和反對。最近一例就是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資助沿線外地生來港升學所引起的爭議。
其實，外地生到港升學的情況十分普遍。即使他們的學費較本地生為高，實質上已經得到政府的補貼。可見，資助外地生並不是梁振英的「陰謀」，亦不見得是失當的政策。
這個只是涉及十億公帑的計劃，遭受反對有兩個原因。一，當然是泛民的「逢梁必反」的政治盤算。二，是有本地學生認為資源錯配，香港政府在教育的支出應放在本地學生身上。第一個論點無謂多談，稍為理性的朋友應該很容易洞悉這種技倆。而且泛民派議員如此振振有詞，正正是源自第二個論點。
一般人認為，資助外地生等於向外國「派錢」。正如新民主同盟的古俊軒，以基本法10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尋求法院認定有關政策未能惠及港人。不過，這是十分膚淺的看法。
近月，知識份子必讀的<<經濟學人>>就力勸英國政府應該增加吸納外地生來英升學。原因十分簡單，就是向外地生提供教育機會，可以為當地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文章認為，外地學生最直接的貢獻，是為本地大學生提供思想及文化的衝擊。由於外地生的文化、語言、價值觀與本地學生有一定的差異，透過在學業和日常的交流，才能在學術上和思想上刺激本地學生，讓他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亦可以拓闊眼界，建立國際視野，對本地學生的成長有莫大好處。
其次，這些外地學生在本地接受數年的大學教育，對社會有較強的歸屬感的認同感。畢業後，他們有可能選擇留在當地工作，為本地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由於他們已經在本地生活一段時間，可以避免適應的問題，為社會提供一群學歷優秀且對本地文化熟悉的勞動生力軍。
此外，即使外地生畢業後離開當地，回到母國，但是他們仍然對當地有緊密的感情和良好的回憶。未來在商貿發展、跨地合作時，選擇本地的意願會較高，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利無害。借用<<經濟學人>>的說法，這些外地畢業生「可以成為非官方的文化推廣大使」。
雖然，有部分香港學生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增加資源在大學學費貸款上，減少本地畢業生的學債負擔。可是，政府現時已經提供學費資助予經濟有困難的學生申請。即使經濟條件相對一般的學生，亦可得到部分的資助，無需承擔所有的學費。因此，對於大部分香港大學生而言，學費負擔理應不大。即使有學生未能得到任何資助，其學費負擔不過是12萬至17萬不等(視乎學制而定)，相較於美國大學生平均港幣30萬元學債、英國大學生平均港幣50萬元學債而言，香港學生的學債問題不算嚴重。假如有學生因經濟問題未能償還，亦可以申請廷期還款，在短期內紓緩財政壓力。因此，如果要求政府改善學費貸款問題，而不是資助外地生來港升學以加強香港的聲譽和優勢，才是本末倒置、資源錯配的做法。
教育不論對於社會和家庭而言，從來都是一門投資。假如資助外地生有助加強一帶一路的配合，提升香港競爭力，實在不理解泛民議員和本地學生為何處處阻撓，甚至無理要求將資源用於改善不逼切的學債問題。或許，實在太少人閱讀<<經濟學人>>了，因為香港的知識份子的確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