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根保鈞？一個錯誤的選舉策略

近日政壇最轟動的新聞，相信就是民建聯打算「棄根保鈞」，阻止鍾樹根參選而力捧張國鈞。這單新聞其實早在四月下旬率先由<東方日報>報導，但當時未並造成很大迴響。直至近日包括<巴士的報>在內的多間傳媒機構證實有關消息，這件事才逐漸成為政壇的焦點。

綜合多份報導，勸退鍾樹根的原因有五。一、鍾樹根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落敗，政治實力及當選機會備受質疑。二、鍾樹根多次在立法會失言，形象欠佳。三、民建聯認為今年立法會選舉的重點是「接班」，應重點扶持黨內新人。四、港島區議席減少，為了爭取建制派在該區取得3席，需要整合名單以增加勝算。五、有人不希望民建聯議席太多、勢力坐大。

姑勿論以上各個理由是否真確和成立，在思考是否應該「棄根保鈞」時，重點應放在兩個問題上。第一，究竟鍾樹根和張國鈞哪一位比較有把握贏得議席?第二，究竟哪一位出選對建制派的選情而言較為有利?

的確，鍾樹根屢次在立法會出盡洋相，加上為人態度輕浮，使他成為網民最討厭的建制派代表之一。然而，立法會選舉不是一場「鬥人多」的選舉。在採用比例代表制下，候選人只要得到35,000票已經足夠鎖定一席。因此，候選人沒有必要討好全港大多數選民，只要得到所屬選區的幾萬名選民支持已經勝券在握。鍾樹根長年紮根東區，是傳統建制派的票倉。即使他不受泛民派支持者歡迎，只要建制派票源沒有流失，仍然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當選。相反，雖然張國鈞沒有被網民視為「眼中釘」，但他知名度低，經驗不足是不爭的事實，在樁腳區以外不見得可以開拓或吸納多少選票。

對於整體建制派而言，「棄根保鈞」可能造成內鬥的局面。新民黨的葉劉淑儀明顯走親中產和社會精英的路線，獲自由黨支持、同樣依賴中產票源的王維基亦有機會出選。假如力捧律師出身的張國鈞，意味該區有三個形象相近的人物，互相搶奪接近的票源。三人之中，張國鈞實力較弱，肯定不能獲得多數中產的支持，變相民建聯不能穩勝之餘，葉劉淑儀和王維基都受到牽連，影響建制派和中間派當選的機會。相反，港島區只有工聯會一張名單打正旗號走親基層路線，票源空間較大。由形象草根的鍾樹根出選，對爭取基層選民支持有較大作用，亦可舒緩互相界票的影響，有助建制派爭取議席。

其實，「棄根保鈞」本身就說不過去。鍾樹根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力，假如被逼退選，誓必心存芥蒂，不願在選舉期間與張國鈞精誠合作，甚至引發內哄，對民建聯的選情毫無益處。而且，鍾樹根現年59歲，未算政壇老將，勸退實在是出師無名。反之，張國鈞剛好步入不惑之年，經驗稍淺，亦不見得需要特意扶持。四年後，二人分別63歲和44歲，屆時黨內高層要求讓路，給如日中天的後輩一個機會，才顯得順理成章，足以服眾。

如果客觀環境有利民建聯贏得兩席，筆者認為民建聯投放較多資源在張國鈞身上是合理之舉。但是，如果只能取得一席，那麼押注在現任議員身上是較為安全的策略。必須強調，筆者反對的是「棄根保鈞」，但不反對民建聯推出兩張名單。張國鈞出選，可以當作是學習的機會，吸引經驗和增加知名度，為未來踏上更高台階打下基礎。

筆者希望藉本文為建設和理性的力量分析「棄根保鈞」利弊，保護鍾樹根或針對張國鈞皆非本文之意。如有冒犯，請勿對號入座。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國際間流行一套說法，就是美國經常自詡為世界上最民主、自由和強大的國家，令不少美國人永遠以美國文化、行為、價值和制度作為標準，並強加於其他國家之上。這種霸道而狹隘的思想，稱之為「大美國主義」。它體現美國人對自身國力及文化的認同和自信，但同時逐漸變得自大和狂妄，既貶抑其他文化的價值，又沒有反思自身文化的不足，使部分美國人的視線不再放眼全球，只會關心國土利益。

雖然香港從來不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地方，也甚少輸出自身文化及加諸於鄰近地區之上，但以所謂本土文化和價值為榮、自我陶醉比他人優秀、自顧香港事務、無視國際變動的思想，則與「大美國主義」無異，可以稱之為「大香港主義」。

奇怪的是，「大香港主義」的載體一般不是老年人和中年人。雖然香港現時的成就，是經過數代人努力打拚的成果，他們理應有一份滿足感和自豪感。但是，他們不習慣將「香港核心價值」、「本土文化」等等充滿「大香港主義」特色的用字掛在嘴邊。部分成功人士，更是有著宏觀的視野，對國際時事所知甚詳。反而，不少年輕人緬懷香港過往的輝煌歷史，留戀他們未曾經歷的殖民時代。他們從來沒有為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香港的核心價值也不是由他們建立的，但當提及「本土」一詞，他們立刻雙眼發光，表現自信、優越，仿佛香港的一切都是他們一手一腳打造，值得他們守護和發揚。

這些「大香港主義者」，視民主為最高價值，自由和法治次之。他們真心地相信，擁有核心價值的他們，比起一河之隔中國大陸的人民，有著獨特而高超的理念。內心世界不斷自我膨脹，繼而利用價值差異建立敵我意識，將香港和中國視為二元敵對的關係。他們以為香港與中國的政治博奕是處於平等的地位，甚至將香港視為「主權實體」和「民族國家」。

陳文鴻教授提出「肚臍論」，批評現今香港青少年只顧低頭看著自己的肚臍，比喻年輕人目光狹窄，過份關注香港事務，變得欠缺國際視野，對世界大勢毫不了解、漠不關心。事實上，「大香港主義者」長期迷戀自身的文化和價值，加上坐井觀天的習性，既抗拒與中國交流，又忽視外國形勢。無怪乎一大群自以為是的年輕人被利用參與一場顏色革命仍然懵然不知。

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畸形心態，促使部分香港年輕人抗拒參與一帶一路計劃，或是在經濟上加強與內地的融合。當歐亞各國，例如新加坡、蒙古、烏克蘭等磨拳擦掌，希望在一帶一路計劃中分一杯羹，只有香港自命清高，不願借近水樓台之利，配合國家經濟戰略以帶動本地經濟發展。有些「大香港主義者」甚至宣稱，比起金錢，他們更加重視民主自由。

然而，當提及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這些口不對心的言論便站不住腳。「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置業困難」之類的說法，還不是以物質經濟掛帥?正好反映他們口裡大義澟然，身體卻欲罷不能。一方面既要享受經濟發展的好處，另一方面又不肯接受香港需要依靠內地的事實。說穿了，就是「大香港主義」心理作祟。

當然，這份「大香港主義」始終與「大美國主義」有別。只要「大香港主義者」遇上西方列強，抑或日本南韓，他們便會頓時奴性發作，俯首稱臣，將「大香港主義」拋諸腦後。「看看日本人多有禮貌」、「看看北歐人多麼會享受生活」芸芸之言，足證「大香港主義」只不過是對中國和其他落後亞洲國家的一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