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民政事務局成立的關愛基金，近年餘額大減，以現時的結餘總額，計及基金下20個持續發放的援助項目，基金將在兩年多以後乾塘。
關愛基金收入
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的數據，關愛基金2011年以信託基金形式成立，經過政府累計215億元的3 輪注資，至2014年3月結餘為211億元，為基金結餘成立以來最高，隨著陸續為各援助項目發放資助，基金結餘隨後累計減少40%，降至今年3月的126億港元。
關愛基金支出
支出情況方面，截至今年3月，政府透過關愛基金推出共59個援助項目，向超過276萬人次發放154億港元的資助總額。具體而言，95億元的39個援助項目(佔資助總額的62%)完成先導階段，其中20個項目更已轉化為常規援助項目。該等持續推行的項目，已發放資助總額為59億元。
若以現時結餘126億元，假設持續項目每年要繼續付出資助額59億元，若無新資金投入，則現有結餘將在2.13年內用罄。
關愛基金持續支出的項目，主要在福利、房屋及醫療三方面，福利方面，自2013年起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基層家庭(俗稱「N無人士」)發放共5輪的一次過生活津貼，每個受惠家庭平均可獲發相當於租金中位數1.7個月至2.2個月的資助。最新一輪於2021年發放的津貼總額，較首輪發放時增加189%，達11.1億港元，2013年首輪發放時為3.84億元。
教育方面，關愛基金於2018-2019學年起資助清貧學生購買流動電腦，2020-2021年度參與學校和受惠人數，較2018-2019年度分別急增3倍及9倍，升至870間學校及14.22萬名學生。平均每宗個案的資助額亦增加8.4%至4,317元，已發放資助金額5.68億元，2019年度為4920萬元。
民政事務的津貼則減少，關愛基金向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以應付指定的樓宇管理開支，2018至2021年度發放津貼總額1560萬，低於2012至2015年度的1840萬，因參與該項目的合資格法團比例由50%逐步下降至30%，而每個法團平均獲發的津貼額僅為最高津貼額的43%-51%。鑒於法團對項目3個階段均反應冷淡，政府於2021年9月終止有關項目。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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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擔任他違反國安法官司的辯護律師，港府提請人大釋法，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不少議論，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御用大律列顯倫近日寫了一篇逾3300字長文，講述他對事件的看法，在朋友圈中流傳，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列顯倫。
列顯倫認為，事情原本無須鬧大，卻因檢控一方處理失當，變成國際事件。
列顯倫在文章中指，此事原關於符合《法律執業者條例》與否的本地事務，因為控方的處理，一步一步演變成香港憲制危機，引起廣泛國際注意，現在燙手山芋丟了給人大常委會。
他指出，《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說明海外律師可在香港法庭打官司的規定，而有關標準以往已完備建立，除了個人資歷，另一考慮就是海外律師的參與，是否為案件帶來不同而重要的角度。而基本法第94條也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辦法，作出有關當地和外來的律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和執業的規定。」可以看到，這是關於案件管理，是否聘請海外律師的問題。
列顯倫文章。
黎智英的控罪包括《刑事條例》10 條下的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及《國安法》29條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列顯倫稱，在違反刑事條例方面，法例已說明可聘海外律師代表 ; 而在違反國安法方面，早前有黎智英保釋案中，終審庭已發出有關詳細的分析，也表現出終審庭有足夠能力，在普通法法庭下，處理國安法案件。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批准了Tim Owen代表黎智英辯護，律政司不滿，上訴至上訴法院。
上訴法院發現並無否決潘兆初法官判決的法律根據，於是駁回上訴，更提出他們也會達到與潘兆初法官相同的判決，稱案件對公眾很廣泛重要性，對《國安法》的司法判決有很大影響，公眾對於審判是否公平的觀感十分重要。上訴法院更判決律政司一方支付所有法律費用。
11月15日，律政司司長一方向上訴法院申請上訴終審庭的許可，並提交了兩張密密麻麻的文件，提出在之前兩個法院完全未提及過、全新的觀點，考慮及黎智英案12月1 日便開庭，上訴法院大感震驚，由於審訊日期迫在眉睫，上訴法院頒下書面判詞。
律政司這次由前律政司司長、大律師袁國強代表，列顯倫認為，袁國強提交新觀點很難令上訴庭覺得合理，律政司一方提出的觀點，第一是在引用《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時，有關「公眾利益」的考慮，必須基於(arise)「國安法的獨特性」， 而「一般來說應先於/凌駕其他公眾利益考慮」，因為《國安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是大陸法。
第二個觀點，是容許外國法官參與《國安法》案件，與《國安法》的目的和設計不相容，容許外國大律師在國安審訊案件中作代表，將引起國家安全風險。律政司司長一方稱，若審訊時講及「國家機密」，港府將不能有效防止洩密。
這兩個觀點都被上訴法院駁回，上訴法院稱，首先，關於刑事罪行的控罪，並無國家機密可言，第二，Tim Owen也受到他的法律專業守則規限，無論是在甚麼法庭，行使甚麼法律。
列顯倫表示，律政司司長一方到此刻才提出一個基本問題 : 如果說在國安法凌駕《法律執業者條例》，那高等法院潘兆初法官最初審理Tim Owen是否可代表辯護，本身就超越了他的權力。然而，這案件在較低級法院，就已廣泛注意到，但到了提出上訴申請許可，才由律政司代表大律師袁國強提出這些觀點。那較低級法院的控方代表律師到底在幹甚麼? 是袁國強忽然夢到這些觀點? 還是他按律政司司長的指示辦事? 會不會較低級法院的控方律師也考慮過，但最終沒有採用?
上訴庭駁回律政司一方申請，律政司一方再一次要付法律費用，也就是說 : 納稅人再掏腰包。
然後，律政司司長再向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直接申請上訴許可，上訴委員會要處理的其中一項觀點，是任何海外律師(不單是Tim Owen)在《國安法》案件中出庭代表，將違反「防止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目標。這觀點政治意味強烈，破壞法律原則，事實上也沒有丁點證據支持這觀點。
上訴委員會要拒絕上訴，與此同時強調壓制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令上訴委員會非常痛苦。但這項議題必須適當處理，委員會稱其「提出不明確、未經證實、在下級法院未提出過的觀點，並無適當根據批出上訴許可。」這時已是11月28日，離案件開庭僅兩天。
最終，港府提請人大釋法，案件押後，列顯倫提出，被告已被關押很長時間，,盡快開庭審理涉及強大公眾利益，這責任在律政司司長身上，《國安法》42條要求他「及時」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然而現在案件押至明年不知何時，他說，這就引起一個問題 : 律政司司長的決定是否受到治干擾?
所以，這很自然引起傳媒炒作，12月15日澳洲一份全國報章就作了報道。
事實上，整件事情是有關《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但事情發展至此，很難有大團圓結局。
列顯倫提出，若說Tim Owen的參與涉及北京的主權，然後推翻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即潘兆初)的判決，香港的司法獨立將成碎片，影響難以估計。若明年案件開審，港府是否打算索性不批准Tim Owen入境?
談及「國家機密」，假設「國家機密」是控方的重要論據，這樣港府有一個選擇 : 在法庭上提出證明是國家機密，如此一來已無機密可言 ; 或索性不用「國家機密」，根據普通法，若有關資料與辯方相關，控方律師將需要在庭上作為「未使用的資料」(Unused material)披露，在鎂光燈之下，尋求法官判決是否可不用。
他又說，講及難保證海外律師不洩漏中國的國家機密，這句話的前提是控方代表律師值得信賴，然而，若控方由一名本地律師代表，又是否需要查他學生時代做過甚麼? 有沒有外國護照？雙重國籍？在海外有沒有第二個家?有沒有海外家庭聯繫? 若不能信任Tim Owen按專業守則行事，那本地資深大律師若有外國護照、雙重國籍、海外家庭聯繫，又是否能夠信任? 法官又如何?
列顯倫認為，袁國強提出《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與《國安法》不相容的觀點尤如地震，一旦對法律制度基石的信任喪失，穩定就不易恢復，法律規則將不復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