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事件的來龍去脈至今成謎，在當事人各執一詞下，仍然有相當含糊的地方。然而，不論根據林榮基本人、李波、抑或內地有關部門的說法，都可以肯定兩點。一，林榮基的確在內地觸犯法律；二，林榮基在內地而非香港被逮捕。換言之，年初時泛民議員「聲大夾惡」地評論事件涉及跨境執法和破壞一國兩制，如今已經不攻自破。引用周星馳一句經典對白:「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
根據現有的證據，可以肯定銅鑼灣書店事件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陰謀論。在未審先判下，泛民支持者率先假定中央政府打壓港人言論及出版自由，又批評此舉破壞一國兩制，惹得不少港人聞之色變、人心惶惶。最終，事件原來並不涉及跨境執法或損害港人既有自由，陰謀論者可謂被狠狠地賞了一記耳光。
撇開銅鑼灣書店事件不談，回歸以來，近乎每年都有與中央政府有關的陰謀論，例如內定唐英年出任特首、派出軍隊鎮壓佔領運動、興建高鐵是為了方便中央調動軍隊、單程證制度是「殖民」、國民教育赤化香港、發展新界東北是作為內地富豪的後花園等。這些陰謀論往往是偏離事實，謬之千里的說法，稍有理性的市民可以瞬即指出這些說法的不足，但是部分香港市民依然照單全收，信以為真。
陰謀論可以迅速傳播，廣為接受，原因有三。一，思考的惰性。凡事以陰謀論解釋，便不用對事情尋根究底，憑蛛絲馬跡即可製造「事實」。二，突出自己的見解，裝作超越常人的角度看待和理解問題，自以為能夠洞悉世情。三，個人信念太強，對於難以理解的事，只能依賴慣有的思維套路解釋，即使有關思維套路可能與事件的核心沾不上邊。當中，以第三點效力最強，因為人們總是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當然，政治家十分善於利用陰謀論蠱惑人心。散播陰謀論的好處，是借助公眾的懷疑，兵不血刃地打擊對手，以增加自己的聲勢。只要陰謀論的影子在選舉期間仍然揮之不去，就是最佳的競選策略。再者，陰謀論可以鞏固同一陣營支持者的信念，加強相同理念人士的團結。這種做法，遠比花費千金接觸支持者更為有效。因此，政治家對採用陰謀論總是樂此不疲的。
對於香港政府而言，重點不是如何阻止市民製造陰謀論，而是如何將陰謀論的傷害減至最低。公眾接受陰謀論，不在於陰謀論的論據令人信服，而是它符合願意相信陰謀論的人內心的印象。以林榮基事件為例，雖然他的說法含糊不清，但因為不少港人以為中央政府野蠻無道，令他的一面之詞依然大有市場。因此，治本的方法，就是扭轉大部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刻板印象，從而不會胡亂相信無理指控。
香港人喜歡自詡文明、先進，但是部分港人的思維仍然停留在民智未開的年代，以不符科學、不合邏輯的思維分析政治。明顯地，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而是更多理性。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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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長官、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近日公開表示，歷任特首的困難，在於立法會中孤立無援，沒有政黨支持，因而難以實行行政主導。另外，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再次強調香港政府應該與建制派議員建立「鬆散的聯盟」，發揮執政黨的效果。兩位政壇資深人物，不約而同地提出管治聯盟的重要性，即是至少一部分愛國愛港人士認為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是現今管治困難的主要因素。
但是，行政機關的管治能力，不會因為建立管治聯盟而大幅改善。假如政府選擇與立法會最大黨民建聯合作，政府在立法會僅得13個議席。即使加上與民建聯關係良好的工聯會，管治聯盟的議席亦只有19個。與過半數的最低議席要求有一大段距離，對議會影響力仍然不足。
管治聯盟要有效運作，就必須得到過半數的議席。在所難免地，政府需要尋求與自由黨、經民聯、新民黨及其他獨立建制派人士合作。然而，這些商界出身的議員，不單特區政府束手無策，就算是中央政府也是不易駕馭，令雙方難以真誠合作。即使他們願意妥協，與政府拉近距離，基於內裡成員的意識形態充滿分歧，這個管治聯盟將會成為貌合神離的政治力量。例如工聯會和自由黨在勞工議題上誓不兩立，自由黨與新民黨亦時有衝突。因此，勉強湊合只會製造出力量有限、團結不足的政治聯盟。
事實上，鬆散的管治聯盟已經成形。在一些大是大非的議題上，自由黨等商界議員一樣願意站在建制一方，例如政改方案等。但是，各界仍然認為香港管治成效欠佳，可見問題的核心與有否管治聯盟無關。
政府面對立法會時寸步難行，並不會因為由過半數立法會議員組成的管治聯盟而變得暢通無阻。以拉布問題為例，只要兩、三個激進派議員輪流發言，刻意阻撓，縱然有廣大民意及多數議員支持剪布，通過法案仍然是困難重重。至於政改方案，表決通過需要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單靠過半數議員的集體行動亦無濟於事。
在基本法的規管下，立法會的問題不是權力過大，因為立法會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及政府運作的議案。真正的問題，是現存規例的漏洞被泛民派加以利用。如果要真正堵塞漏洞，就需要直選界別及功能組別的過半數議員支持修改議事規則。不過，在「六四比」的政治生態下，建制派在分區直選得到過半數議席是黃楊厄閏。因此，不論能否組成管治聯盟，仍然難以克服香港根本的制度缺陷。
參考外國的經驗，成立執政聯盟並不一定對政局有幫助。常見的問題，是成員來自各黨各派，容易產生內部分歧，引致內閣解體。此外，需要跨黨派合作才能保持執政地位，亦會導致「關鍵少數派」的現象更加明顯。「關鍵少數派」是指未能取得過半議席的多數派為了執政，需要個別立場搖擺的少數派支持才可籌組聯合政府，使這些少數派成為政治存亡的關鍵人物，因而助長他們不斷撈取好處，甚至擁有與自身勢力不對稱的政治影響力。即使能夠合作，亦有可能造成長期政局不穩。
在香港，最有可能出現的現象，是上文提及的理念分歧問題。建制派只是願意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政治陣營，但其政治光譜是兩個極端。有親基層和勞工的工聯會，亦有提倡自由經濟的自由黨、經民聯和新民黨。可以想像，在部分議題上兩派或許可以緊密合作，但當涉及經濟、勞工事務，兩派肯定各不相讓。
在2010至2011年，比利時曾經陷入長期政權真空的政治災難，原因正是贏取較多議席的政黨，在政治理念上南轅北徹。既有提倡平等的左翼政黨、亦有支持保守主義的右翼政黨、更有以分離主義為目標的激進勢力，彼此不願讓步，因而無法組成執政聯盟。最終，事件長達18個月才告一段落，成為史上大選後組建政府所需時間最長的紀錄。
當然，香港不是由立法機關主導，建制派亦沒有激進份子，籌組政府一事不會如此艱巨。然而，建立理念差距過大的管治聯盟，後果很有可能同樣是爭拗不斷。不利政府執政之餘，亦會造成政局不穩。
其實，管治聯盟是否存在，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下，對香港政局的正面影響都是有限。更重要的是，比起討論組成聯盟，不如首先處理組成一個有效聯盟所需的條件。
